阅读的至乐《（作者序）为什么读书？——一篇挑起争端的引言》

到下个千年末，还有没有书籍的存在？这似乎是个杞人忧天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一千年前的世界并非书的世界。那时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印刷术还没有出现。而一千年后的世界可能远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H. G. 威尔斯的小说《昏睡百年》中，一个叫格雷厄姆的人从昏迷中醒来，时为2200年，他发现书籍已经成了人们的废弃品。它们被影像取代，在电视屏幕（叫做 “电影放映机”）上播放，还被视为任何人都会写的粗鄙语言。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消息说千禧穹顶中将不会出现文学的身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大概相当于一个官方的、布莱尔主义的宣判——阅读即使现在没有灭亡，也快走到尽头了。这也许是对的，但也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千禧穹顶不合时宜，因为如果它顺利建成的话，将会制造出大多数人在二十一世纪都避之不及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群。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人口就以每周17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的预测是，到2025年，全球将有86亿人口。如果这个数字每25年翻一番（目前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那么可以算出，到2330年，人类就只有立锥之地了，因为那时的人口总数和地球面积的平方码数是相等的。

考虑到诸如核战争、瘟疫、饥荒等天灾人祸在达到这个时点之前很可能会发生，那么讨论人***炸对阅读习惯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好像挺多余的。但是很显然，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人们对于隐私和独居的态度都将发生改变——这当然就是书籍发挥作用的时候。阅读让人拥有一个内心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广阔无边，却难为徘徊迷惘的大众所拥有。在地球空间逐渐被用完的时代，它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领地。目前，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之间的距离在所有的文化分隔中是最显著的，超越了年龄、阶级和性别的分隔。对于不读书的人来说，读书人是爱摆架子的；对读书人来说，他们感到困惑：那些不读书的人拿什么充实他们的心灵呢？如果在明天人挤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把阅读视为静心明智的救生索，那么这条鸿沟就会弥合——这对人、对书都是件好事。

如果你认为阅读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毋须明言的，那你就错了，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应该有更多的人读书才是。实际上，向不读书的人解释读书的意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还会遭遇振振有词的反驳。如果你说读书让人开阔心胸，让人领略各种不同的人生，不读书的人则会回答说看电影和电视也能得到同样的收获。那么读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答案颇为奇怪——读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籍这种媒介与电影和电视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电影和电视所传递的图像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们要表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印刷文字则不然。它们只是纸上的黑色标记，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虽然熟练读者瞬间就能完成破译工作，但是把印刷文字翻译成脑海中的意象是一套令人惊讶的复杂程序。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想象能力跟其他脑力活动所要求的任何能力都不同。如果阅读消亡的话，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阅读和文明是共同发展的，谁也不知道二者是否能够离开彼此独立存活下去。很显然，阅读所要求的想象力，同个人判断力以及与其他人共鸣的能力有着心理学上的联系。没有了阅读，这些能力就会衰退。把印刷文字翻译成脑中意象的工作使阅读更具有创造力，因为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没有哪本书或者哪一页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我并不是说读者就是文本的“作者”——尽管这种说法在文学批评家中很流行——好比不能说弹奏肖邦曲子的钢琴家就是肖邦。但是读者就像钢琴家一样，所做的是一件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如果你对此工作习以为常，那么也只有在停下来以后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放下书本，打开电视，轻松的感觉随之而来。这是因为你大部分的思维已经停止了工作。电视影像的光束直射入你的大脑，你被动接受，并不需要输出什么。这就意味着，与读者占大多数的国家相比较，电视观众占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是不用大脑的。我们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前者变成了后者。

因为大多数人不读书，读书有时被贴上了精英专属的标签。但实际上，阅读并不比走路更具有精英色彩——真要说的话，倒是走路比阅读更具精英色彩，因为你必须自己学会走路，而阅读却是***花钱教你的。书籍也并不只属于富人。从公共图书馆借书是免费的。一些人因为太懒所以不愿阅读与走路，这与精英主义无关。我们得承认，有些自诩为读书人的人，实际上搞了许多破坏。他们在公众的脑海中把阅读与卖弄炫耀、附庸风雅联系在一起，吓跑了那些可能成为读者的人。还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倒更像是发送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人间子民们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它们也可能是仿照那些被塞进太空舱的功勋卓著的小玩意——一套美国货币、一份《日内瓦公约》、一张DNA分子结构图——编写的，指望被发射到遥远的银河系，让外星人也赞叹一把。

我的推荐书单旨在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矫正。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我的目标是选出五十本二十世纪的书，于是一开始，我就草草记下自己想找时间重读的书。但这个计划很失败。在我列完乔治·奥威尔、托马斯·曼、伊夫林·沃和D. H. 劳伦斯的作品以后，就已经超出二十五本了。于是我又重新来过，限制每位作家只挑一本书。我还试过平均每十年挑选五本的方法（但是后来发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只挑出了一本——在那十年中人类一定是忙活别的事情去了）。既然挑选的标准是快乐，那么显然非小说和小说一样具有入选资格，还有诗歌和散文。快乐原则还要求，外文书籍（译本）应该和英语书籍一样可以入选。

虽然并非有意，我的书单中确实回避了同一作者最知名的作品，入选的都是他们不太知名的作品（例如选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了劳伦斯的游记作品《意大利的晨曦》而不是他的小说，选了阿道司·赫胥黎的《那些不结果实的叶子》而不是《美妙的新世界》）。我不喜欢的或者没有读完的小说自然就被删掉了（例如普鲁斯特和福克纳）。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人的赞美之辞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如果你极力推荐一些难读的书，只因为它们以前曾受过好评，那么很可能年轻天真的读者听了你的话以后去尝试它们——而后永远地放弃阅读。

我曾经稍稍犹豫过是否应该因为某本书的历史意义而把它列进我的书单——毕竟它们见证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世纪的痛苦与喜悦。但这似乎有不信任自己的判断之嫌。并不能因为某本书写了某件历史大事就说它是一本好书，一般来说，这种主题的好书反而更不多见。现在高校的英语系流行将文学政治化——以这种方式进行阶级斗争不用担心危及工资或者生活方式。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对于恳求北爱尔兰诗人对动乱发表看法的人们，西默斯·希尼是这么说的：“归根到底，如果这些诗人说的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心里话，那才值得一听。”因此我就略去了那些靠主题而不是靠内容出彩的书（例如库尔特·冯内古特记述德累斯顿轰炸始末的《五号屠场》）。

有些书因为太出名，所以被我忍痛割爱（比如斯黛拉·吉本斯的《令人难以宽慰的农庄》和洛瑞·李的《萝西与苹果酒》）。不过老实说还是有些很著名的书出现在我的书单里，因为实在抗拒不了它们的魅力。还有的书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放弃了，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T. F. 波伊斯的精彩冷酷小说《韦斯顿先生的好酒》、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詹姆斯·古德·科森斯的早期灾难小说《圣佩德罗》，还有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现在即使是打出它们的名字都让我心痒痒地想把它们塞回我的书单里。但是其他的书好像都不情愿被挤出来，所以只能维持现状。

我一直都记得H. G. 威尔斯的格雷厄姆和把他吓醒的噩梦中的世界。那里不仅没有书籍，而且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到处都是混乱吵闹的密集人群。格雷厄姆在重压之下精神崩溃，哭着求别人把他带到小屋里单独待着。这一情节反映了威尔斯对于人口问题的悲观态度。但也让我想到了该选择什么样的书。设想，外面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墙都随之颤抖，而缩在小屋里的格雷厄姆却发现角落里有一堆被人遗忘的落满灰尘的书，他打开书后发现它们写于一个自己没有生活过的世纪（因为他是在1899年陷入昏迷的）。这些书必须非常引人入胜，好让他忘记痛苦；它们必须启发他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深度；它们还必须时不时让他笑出声来，好让他有继续活下去的渴望；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充满魅力，足以吸引门外一些略懂读写的未开化之人，他们将在格雷厄姆的帮助下让阅读在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里重新活跃起来。这一切设想是一场严格的测试，但我想我推荐的书都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