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史《治疗师、“看门人”及其他》

19世纪的英国乡村，一间宁静的小教堂里，当简•爱和罗切斯特与他们的幸福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不速之客却打断了这场没有嘉宾的婚礼。面对不知所措的简，罗切斯特讲述了关于他妻子的故事：“伯莎•梅森•罗切斯特，她家三代有疯病，但是他们看我年轻没告诉我……就在婚礼的当天，她想杀死我……该拿她怎么办，简？把她交给疯人院，让一些陌生人打她、用冷水浇她？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这是小说《简•爱》中的一段重要情节，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把此书及其同名电影看了个烂熟于心，所以当我读到《精神病学史》的相关章节时立刻就想起了它。该相关章节是这样的：19世纪，精神病学家提出一种有关神经科学的的遗传学与生物学解释，认为精神疾病具有严重的生物和遗传成分，而且当这些疾病从一代传给另一代时，它们会恶化，在家系图和全人口中引起进行性退化。这一理论不久就在欧洲许多国家被广为接受，海峡另一边的英格兰当然也不例外。一种精神疾患因其所具有的遗传性成为影响家族荣誉的重要因素，而被“关”进收容院更成为“家族污点”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背景在小说中得到如此充分的表现，可见此种理论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

还是言归正传回到《精神病学史》。此书的副标题谓之“从收容院到百忧解”，表明作者在书中所要完成的是一件线索庞杂的任务。治疗性收容院开启了人类精神病学的历史，而百忧解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与之相应地，精神病医师们的角色也从“治疗性收容院的医疗者”演进为“百忧解的看门人”。一首一尾之间是精神病学200年的跌宕起伏与一波三折。不过，时间跨度之长倒在其次，精神病学的绵延流变并不只是时间轴上的伸展，它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生长方式，并且与人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上的进展与社会态度的变迁，精神病学史至少是这样两条线索的相互融汇交织；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此二者的互动，才写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神病学史。

精神病学开始于治疗性收容院的出现。在治疗性收容院的早期倡导者们看来，精神疾患像其他疾病一样是可以被治疗的，而精神疾病患者也并非是注定要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但理想虽说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治疗性收容院不久就变成了“大货栈”，各色人等齐聚其中，而治疗性收容院所主张的秩序良好的生活与亲切坦率的医患关系所带来的信任感随之烟消云散。精神病学与收容院时代就这样一同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精神病学时代紧随其后，科学家们开始深入到人脑内部寻找病因。

生物学与遗传学方法的加入，使得有关精神疾病的研究也像其他医学专科一样有了科学撑腰，精神病学者们的腰杆子也因此硬了起来。但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也正是生物学与遗传学方法最终导致了退化理论的提出，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公众对精神疾病的某种恐惧，而且更由于退化理论的拥趸们将其适用范围无限扩大，到1933年后，退化成为纳粹意识形态中一个正式的部分。对于生物精神病学而言，滥用带来的恶名显然比研究纲领本身的退化更为致命。第一次生物精神病学时代扫眉耷眼地淡出，留下一大串划不完的省略号，直到数十年后的1970年代强势回归收拾旧山河。

在通常视野下，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似乎是精神病学史上的华彩乐章，不过此书作者对其评价显然不高。此书以“精神分析：间断”为题为弗氏及其理论之传播单列一章，此举似可做如下二层解读：一方面，弗氏及其理论的确在精神病学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从其传播范围之广、受影响人数之众已可见一斑，将其忽略不谈显然有些说不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以“间断”为题其实也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即精神分析其实是对精神病学起源于其中的生物学方法的某种偏离。如此的评价与写法源自作者写作此书时的立场。正像精神病学者因遗传学和生物学的加入而硬起了腰杆子一样，作者要描述的精神病学史或者说他认为的主流的精神病学本来也是这样一种硬腰的科学学科。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铺天盖地在作者看来多少有抢班夺权之嫌；生物学方法重掌帅印将焦点重新拉回到对大脑的探究，这才能让他信心满满，他毫不掩饰这种胜利者的喜悦，于是他写道：“如果说在20世纪结束时出现了一种重要的知性现实，那么，它就是精神病学的生物学方法——把精神疾病作为一种受遗传影响的大脑化学物质紊乱去治疗——已经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支配精神病学史的弗洛伊德观念，现在就像最后的冬雪一样消失了……”

在生物精神病学一路凯歌收复失地的进程中，作者显然看到了医药产业在其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制药产业催生了精神药理学，而精神疾患门槛的降低则制造出大量患者，如此种种共同书写着百忧解所营造的流行文化，这是一个当代的故事，正在我们身边上演。不过在此书作者看来，即使有制药产业深度介入，人们似乎也不必如临大敌。照他的说法，一来要区分好科学与唯科学主义，“将种种人类问题都转换成抑郁等级，并用一种奇药使之全都能够治疗，唯科学主义是其背后的原因”，这是要反对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正是有了制药产业的推动、精神药理学的兴起，才诞生了这种抗抑郁药物既快速又安全，实在是好；二来就算持有上述主张也不要紧，至少它“有助于精神病症在公众的眼里开始看起来可以接受”。细想之下，这的确也是实情，200年前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被归入异类而被打上耻辱的标记，但如今，既然大家都抑郁了，只是程度不同，那就谁也别嫌弃谁，一起吃药吧，吃了药百忧尽解，世界也归于和谐。

如此层层解析之后，作者似乎像是一个挟科学之势却又有些摇摆不定的某几种主义者。但是且慢下此判断。翻回到他为此书所撰写的中文版序就会看到这样一段话：“认为身处西方社会的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精神病学问题，在这种民族中心主义信念下来抛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智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失误。因为很明显，我们并没有彻底解决精神病学中的问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许多民族，他们的若干世纪的经验和智慧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将不会消失，因为它没被美国药物专利法保护，因为它远离美国学院精神病学的这座雷达。……来自其他文化的读者，应该反思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可能掌握的、对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这句话看来很重要，它不仅为精神病学的下一个或几个百年埋下了伏笔，似乎也暗示了精神病学史研究的另一种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