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爱中国改变的大能——读《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

文/ 彭强

第一次知道柏格理，是多年前读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两年前去昆明，参观民俗文化村，给我心灵最震撼的是苗族。设计者用一座小教堂来作为苗族的象征，古朴而富有诗意，据说小教堂进门后有一幅被称为苗族之父的柏格理的大照片（可惜那天已晚，没能亲眼看到）。和苗族相比，一些民族用佛塔作为象征，在傍晚时分，显得富丽堂皇，很有些仙气，却少了生命的气息。在对比之中，我产生了很强的兴趣，期望有一天可以深入了解一下这段民族变迁的历史，想知道上帝怎样进入苗族，改变苗族。阿信的这本《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用通俗好读的语言满足了我这个愿望。在阅读过程中，历史和现实思考不断交织在我的脑海。有四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一、偏远地区的变革竟然和整个信仰世界连在一起。

柏格理不是一个突兀出来的个人英雄。柏格理出生的年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约翰.卫斯理复兴运动所塑造出来的，充满了福音派的热诚，强调个人信主的经历，强调传福音的热忱，强调福音进入文化，改变社群。那个时代属灵伟人群星灿烂，包括废奴领袖威伯福斯，护士先驱南丁格尔，敬虔的科学家法拉第，自由主义政治领袖迪斯累利，伟大的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数不胜数。柏格理从小受到去非洲宣教的李文斯顿的精神感召，也亲耳听到戴德生的演讲和呼吁，最后来到中国。有意思的是，柏格理后来的妻子埃玛是南丁格尔的学生，南丁格尔选派她来到中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徒非常强调福音更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当时许多基督徒投身于建设医院，兴办学校，改善贫民窟，兴建工人住宅，以音乐厅和社区活动中心取代酒馆等等。正是在这幅图景中，柏格理在石门坎兴建教堂，开办学校，办麻风病院，推广种痘等，都是这场福音派运动的一个有力见证。

二、一个效法耶稣的生命榜样。

跟随耶稣的道路不是容易的路，必定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柏格理来到陌生的世界里，甚至在前往云南的船上就差点遭遇灭顶之灾，紧接着亲爱的同工命赴黄泉，自己也身患重病，无数次都想放弃，却一次次在祈祷和与主亲近中被主的爱重新激励。在昭通布道多年，却毫无果效，只有耕耘，没有收获，其间压抑难为人道。一次次面对暴徒们的威胁，有次甚至被打得背上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几乎死去。尽管如此，他还是靠着主，一次次把自己送上门去与敌对的人直面。他也经历误解，背叛，诋毁，“虽心里做难，却不致失望”。许多人欲拥立他为苗王，为彝族之王，他却在祷告中明白主的心意，专心服侍，不走世俗的老路。他像耶稣一样爱小孩子，培育爱惜同工。他不是完人，但他却随时依靠主，学习用祷告支取主的力量。柏格理最后死于疾病，可以说颇有些潦倒，但内心却毫无困苦和苦毒，他给孩子说，“爸爸要去的是上帝早已给我们安排好的更美的家。”我看过很多仁人志士，一生努力付出，最后内心充满不平和愤懑，死于郁郁情结。而柏格理实在是耶稣的门徒，以信心开始侍奉，也以信心归回天家。

三、福音的大能带来整个生命的更新和社群的改变。

200年前，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在来中国的船上，与船长谈话，船长对这位要到中国传教的年轻人的抱负很不以为然，说，年轻人，你想改变这个古老的帝国吗？马礼逊说，不，不是我，是上帝想要改变。上帝的信实也临到苗族中间。这是一个曾经被历代统治者追来追去的可怜的民族，被周围的汉族、彝族视为“大地上无所作为的一群人，只适于充当农奴”，但他们遇到一个真心爱他们的人，并且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虽然在世人眼中他们是野蛮的、肮脏的、贫穷的、没有价值的，但在一个名叫耶稣的人眼里，他们却是最为珍贵的宝贝。

在柏格理带领下，苗族有了自己的书写语言，圣经被翻译成了苗语。为了阅读上帝的话语——圣经，苗族人民产生了强烈的读书识字的热情，出现了读书热，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并且产生了苗族自己的老师、传道人和医生。在苗族村寨里“声名狼藉”用于男女***的“宿寨房”被拆除，代之以许多的小教堂。柏格理甚至举办运动会（同乐会），变成了苗族人民欢乐的节日。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去苗族里做社会调查，他说他进入很多人家，虽然很贫穷，但他们家里很整洁，生命中有喜乐，喜欢唱诗。这就是福音的能力：个人灵魂的苏醒，带来生命的尊严，生活的有序和清洁，带来社群的更新。

四、福音化和民族文化保存的统一。

我有很多朋友一直担心中国人信***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全然消失。但在苗族身上，我们却看到正是福音化保存了苗族的民族文化。当苗族人有了自己的苗文《圣经》时，苗族的古歌增添了新的内容。学校里的双语教学从学校建立就确立下来，上帝喜悦他的百姓用自己的语言更深地体会他的真理，也喜悦他的百姓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来敬拜他。直到今天，苗族的诗班仍然保有其独有的特色。（我想到纳西古乐，在商业化的背景下，还能保持多久，就算保持下来，里面还有多少真诚。）在商业大潮面前，我们发现很多民族都无法保留自己的文化，唯有一个相信福音的民族，能在各种潮流面前保持自己的位格和身份。福音就像光，给文化设定了标杆，给苗族带走的是那些文化中的糟粕，如“宿寨房”的风俗，自卑的心态，暴戾的习气等等，留下了美好的，如传颂古歌的历史，歌唱的热爱，并把这一切都归给上帝。福音还给了苗族的民族苦难一个新的诠释，他们从圣经里知道自己的苦难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造了什么孽，或者他们做了什么丑事”，他们的民族经历一切苦难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能彰显上帝的荣耀。

合上书，我想到了李英强在致力的乡村图书馆（据说他们已规划要在石门坎建立柏格理图书馆），想到扛起摄像机拍摄艾滋病村的艾晓明，还有很多无名的传道者和志愿者，我再次燃起我的盼望。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有十字架记号的变革，不是在广场，而是在生活和社群，不是用喇叭和标语，而是用祈祷的心，跪下祷告的膝盖和服侍人的双手。我们不能改变中国，但上帝能；我们爱的能力不够，但十字架的爱永不止息。

（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