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农民工不是“过客”》

农民工不是“过客”

刘守英=文 2009年2月1日

切不可把农民工只当做一个打造“世界工厂”的临时“蓄水池”——当需要廉价劳动力时，就接纳他们；当企业受挫时，就让他们回家种地

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正在重创布局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企业，动摇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并改变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卷入工业化、城市化大军的2亿多农民工的命运。

“出口导向战略”危与机

1998年以前，中国农民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集体土地，在乡土环境中创办起遍布于全国各地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参与工业化进程，矫正了国家工业化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的偏差，开创了农村工业占整个工业半壁江山的局面。

1998年以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重创。中国不仅没有卷入那场灾难，而且通过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幸运地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带。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工业的布局和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短短几年时间，乡村工业化从遍地开花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迅速向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带集中。中国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也变成了沿海地区的农民吃地租、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此起彼伏地流向这两片经济带进入产业大军的进程。

因此，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中国无法从这次经济衰退中脱身和幸免。出口导向企业受挫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绝不是局部的、临时性的，它将直接影响中国依靠出口导向战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格局，影响沿海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影响内地农民工的跨地域流动和非农就业，进而影响中国尚未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保增长，更要保农民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确实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保增长，保企业；但更为关键的，是要认真对待十几年培养起来的这个数以亿计的仍被称为“农民工”、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产业大军。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造成严峻的经济问题，而且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此，必须首先要正确认识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人说，幸好这些农民工在农村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让他们扛过这轮经济危机。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既源于对目前这一群体的不正确认识，也源于将农民工群体仍然作为工业化进程“过客”的态度。

首先，这批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进入产业大军的农民工，主体是“80后”。他们离开村庄时，就没有想过再回来干农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城市化了，尽管城市***的一系列公共政策还没有接纳他们。

因此，我们判断，这批农民工的春节前早回流，只是延长他们在家乡过节滞留的时间，但他们决不会甘愿重新成为从事农作的农民。春节过后，这批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将会回到城市或产业集中带找工作，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将真正考验***的治理能力。

其次，这批农民工返乡后，是否还能马上得到他那一亩三分地，也值得打一个大问号。因为1998年前后，这批农民工离开村庄时，正好是土地负担沉重和许多农区进行土地二轮延包的时候。许多农民或者将土地撂荒，或者将土地自动无偿甚至“倒贴”转包给邻里乡亲耕种，或者将土地上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二轮延包时，集体又将这些还在合同期内的土地延包给新土地耕作者，而非原来的土地承包人。当大批农民返乡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会大大增加，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农民工群体，切不可把他们只当做一个打造“世界工厂”的临时“蓄水池”——当需要廉价劳动力时，就接纳他们；当企业受挫时，就让他们回家种地。

应该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出口导向企业受挫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和生活出路危机，也暴露了长期二元体制下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公共政策失误。我们切不可把这支大军当包袱。当把它作为消极力量对待时，它就真有可能变成一种危及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

重整工业化城市化布局

目前，最要紧的是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和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战略和措施。

首先，制定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培训战略。要真正积极对待农民工群体，就必须要保护和提升这支十几年培养起来的产业大军。

与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这批产业大军接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之后又在一线接受过不同程度的职业洗礼。中国正处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所需要的现代服务业的提升，都需要将这批具备一定文化和技能的产业工人转变成知识工人，使这个队伍成为下一阶段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为此，中央财政应拿出一定资金保证农民工培训战略的实施。

其次，在沿海发达地区着手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政策。

由于长期的二元体制，农民工除了在当地就业，挣取微薄的收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城市***给本地人口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和福利，他们都无法分享，由此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完全分割的两个群体和完全不同的公民待遇。尤其考虑到目前的“80后”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社会公平感更强，这种人为隔离造成的社会问题会更大。应尽快制定办法，让农民工享有与当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让这批农民工真正融入当地生活，成为城市化的生力军和建设者。

第三，化危机为机遇，适时调整工业化布局，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

出口导向战略加速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也导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失衡。具体表现为，在沿海地区，由于全球订单“空降”，形成县、镇、村、组四个轮子一起转来发展工业，很快形成产业集群和工业产业带，但是也造成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过度而城市化不足的局面。工业占比过高，用地结构偏重于制造业，而城市化用地比重过小，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城市集聚效应过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低，总之，城市化不足。

而在中西部地区，尽管出口导向加速了内地工业化的衰败，但1998年以后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促成了这些地区城市化的加速。

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投资的进行，使城市化先行，但是工业化程度的不足，形成一个没有购买力的城市化、一个人口不集中的城市化、一个没有人气的城市化。

出口导向战略的受挫，为改变这种发展失衡的格局提供了机遇。首先是为沿海地区实施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其次，也有助于启动内地工业化进程。只要政策得当，内地工业化的兴起正当其时，并有望成为推动中国下一步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

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应当制定沿海地区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促进政策；制定促进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完善农民工培训政策；制定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土地政策，等等，使之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继续高成长的增长点，成为启动内生工业化和内需、改变过于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发展模式，从而促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