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8岁时写的旧文，贴在这只作为一个保存而已。

本文只代表个人阅读体验，虽然自己欠缺足够好的表达和评论能力，但观点至今不变。（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我还很讨厌《白鹿原》。）如果你喜欢余华，仅仅想回帖顶余华或者骂我，那还是不必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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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午的时间读完道路余华的小说《活着》，立刻陷入了对他的极端失望。在这之前曾经读过他的《许三观卖血记》，我还记得那时在深夜开往河南的火车上。嘈杂混乱的车厢里充满劣质香烟喷出的呛人烟雾和我听不懂的浓厚方言，我随身只带着这本书读，一夜未眠。

虽然最后我知道这本书写的是江浙地区，却一直固执的把它当作河南故事。在这本书里，我真正读出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余华的语言相当流畅干净，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刻意的议论。他只是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去为读者讲明白一个辛酸而厚重的故事。

所以《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好小说，而《活着》不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余华的作品，喜欢他的《活着》，但是我读它时却完全无法思考，甚至无法呼吸。

就像这本书封底印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就很明确的希望自己能够讲述苦难，讲述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在为文本赋予了如此沉重的主题以后，讲“故事”就已经不再是作者写作的目的，他抱定了感动读者的决心，期待读者为他的讲述流下热泪，这种姿态却给带来了无尽的反感。

这一次，余华根本没打算好好讲一个故事，他预设了主题，希望以苦难的主题来证明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此急切的希望告诉读者人生命运的真相，如此迫不及待的希望读者能流下泪水。

从一开始，作者就选定了非常奇怪的叙事视角。他要求“我”，一个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来引出福贵的故事。“我”的背景作者并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每天“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屁股”，这个额形象使“我”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既不像农民也不像文人，面目不清，身份可疑。这种叙述，是小说一开始就有了一种轻浮的调子。

在《活着》中，余华的语言依然带有他特有的乡土气息和幽默，我非常奇怪，如果说作者在小说中运用这种带有乡土气息和幽默的语言是在试图调侃人生命运的话，那又为什么处处急不可耐的插入一些煽情的描写去呼唤读者的眼泪呢？更为可笑的是，当一切叙述结束之后，作者用这样一段话做结：“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时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贪图地召唤着黑夜来临。”这样突兀的深沉结尾与整部书的风格都格格不入。

《活着》著作为小说，模式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作为歌谣收集者的“我”碰到农民福贵，又坐下来听福贵讲故事，这种叙事模式通俗而且古老，毫无新意。而对于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这种叙事模式又缺乏应有的力度。在开始福贵的故事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叙述者已经发生了转化，因为叙事语言在小说中也毫无变化。

有时我甚至觉得，《活着》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真正应该出现的地方是类似《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它更像新闻特写、报告文学或者别的什么，总之就是不像小说。它充满了作者想象出的苦难和血泪，充满了道德说教，余华在这部书中太想“说事儿”了，他想讲明白道理而不是讲故事，而他讲道理的方式有是那么不让人信服，轻飘飘的没有力量，使他期望告诉读者的道理也变得苍白单薄、软弱无力。

很多人，包括作者自己都认为，《活着》写出了深刻的苦难。但是我却觉得他并没有写出“苦难”的含义，只是带给读者一些廉价的眼泪和悲苦。苦难是什么？苦难绝不仅仅是个人不幸的经历，它更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苦难也绝不仅仅是贫穷，更应该是精神上的苦痛挣扎。苦难绝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一种必然。如同陀斯妥耶夫斯基，以笔饱蘸了俄罗斯的泪水书写苦难，而余华的《活着》写的却是“伪苦难”，他写了那么多不幸，期待读者感动但并不希望他们去思考，期待表现“重”，读出的却是无尽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了这套余华作品集，在《活着》这一册前附了中、日、韩、英四个版本的作者自序，每一篇都不一样，而且篇幅越来越长。我不知道这样短短的一篇小说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自序，这只能说明，作者在竭力尝试表白自我和作品，而在这无尽的自我阐释中，小说已经失掉了意义，故事也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