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兴起《宗教社会学的侦探小说》

相比《信仰的法则》中略显枯燥的理论演绎，罗德尼•斯塔克的这部《基督教的兴起》读起来十分有意思。作者在前言部分颇为严肃地讨论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但是通读全书之后我却希望以一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来描述本书的创造：罗德尼•斯塔克就好像是一个侦探（研究者），面对着一个“犯罪现场”（基督教业已兴起和发展的现状），希望从现场的种种蛛丝马迹（史料），加之自己多年办案经历积累的经验（社会学理论）和逻辑推理（逻辑推理），尝试重建“犯罪过程”（基督教兴起的历史）。

抛开斯塔克得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各种有关基督教兴起历程的结论不说，本书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史料的缺乏，因此，在考古或者考据有更进一步发现之前，很多历史事实只能是建立在扭曲而且支离破碎的史料基础上的。斯塔克的探索似乎指向了另一条捷径：将社会学所积累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推演至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之中。这就好像在对现存的物种的了解的基础上研究生物化石。

也正是因为如此，相比很多囿于史料限制的著作不同，《基督教的兴起》更好地展示了研究者自身理性研究的光芒。在对古代历史的推理中，斯塔克毫不吝啬地使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并不高深，但却恰到好处地填充了以往历史研究的不足。下文将列举斯塔克采用的一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而对斯塔克本书的创新特点进行归纳，此外还将就本书的一些局限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研究方法的案例分析

一、 跨时间维度参照样本比较

斯塔克在本书中多次使用了跨时间维度的参照样本比较，或者说以现代社会被充分观察和研究的群体或者组织来推测基督教兴起时相关群体或者组织可能所处的状态。应当可以说，斯塔克的基督教兴起的很多研究假设都来源于这些参照样本，当然斯塔克也不会忘了对这些假设在史料和社会学理论的支持下进行必要的论证。

案例一：***会和摩门教（第18页至第22页）

尽管***会和摩门教的例子在本书的随后章节中再次出现并被用来讨论其他现象。但是在第一章中，这两个样本被用来研究新兴宗教信徒增长的途径。通过对***会和摩门教的研究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即归信的核心因素是情感依附，因而这种归信行为通常容易在以人际关系为单元的整个社会网络载体上进行。

案例二：犹太改革派（第63页至第65页）

犹太改革派尝试将犹太教将神圣律法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继而对犹太教进行非民族化的努力被斯塔克用来和公元一世纪早期的某一位拉比对摩西五经的诠释进行了类比（第73页）。由于犹太改革派时期犹太人所处的状况和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的处境相似（这也是另一组跨越时间的类比），因此在斯塔克看来两者很有可能采取相似的行为，犹太改革派和一世纪早期拉比言论的相似性被斯塔克用来证明这一点。相比罗马时期，犹太改革派时期的材料和文献无疑更加丰富，由此归纳出的可能的行为选择也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也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斯塔克得以将边缘人理论引入对大流散犹太人中基督教兴起的解释之中。

二、 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引入

斯塔克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在《基督教的兴起》中引入了或宏大获微妙的社会理论。以下将选择两个案例：边缘人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案例一：边缘人理论（第63页、第68页至第71页）

一个人在两个群体都拥有成员身份，而这两个身份彼此矛盾或彼此施压，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他在两个群体中的地位都被降低，这时，这个人就被边缘化了。由边缘人的概念出发，斯塔克得出了一个命题：人们总是会试图去逃避或改变自己边缘人的处境。历史上出现过犹太人在这种边缘化压力的作用下试图通过改宗基督教来改变自己边缘人的处境。因此，这个命题被斯塔克用来论述犹太基督教会出现的可能性。但是，斯塔克也没有忘记讨论这一理论对罗马时期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的适用性。在后文中，斯塔克指出“犹太人已经适应了大流散中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而言，已经被边缘化了……但他们也不能算作希腊人，因为犹太教无法预期源自犹太律法的民族性相分离”，并且给出了包括希伯来文的衰落在内的历史证据。

案例二：理性选择理论（第195页至第226页）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斯塔克提出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在《信仰的法则》中有更为详细和系统的论述。我们没有必要在此重复斯塔克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点。阐述理性选择理论对研究基督教兴起适用性的第八章也可以被认为是全书的理论论述，如果说砍去这一章的《基督宗教的兴起》仍然可以被看作拥有一定社会学思维的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专著，那么正是这一章宣告了斯塔克“社会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身份。

三、 定性分析

作为一名接受了良好社会学训练的学者，斯塔克对定性分析的使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也正是这些恰到好处的分析使得本书的可信度有了更大的依据。

案例一：关于基督化进程的两种推测之比较（第3页至第15页）

尽管斯塔克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已经通过对初始基督徒数量和最终发展规模的推断和与摩门教发展历程的比较得出了基督教徒可能的发展速率——每10年增加40%，但是作者仍然需要进行可靠的检验以进一步增加这一推测的可信度，并反驳“突然增长”论。于是，斯塔克将自己推测的基督教徒增长模型和埃及考古发现的埃及基督徒增长数字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两条曲线的对比率达到了惊人的0.86。作者指出“通过不同途径和对于不同资源的调查所得出的如此吻合的结果，在我看来无疑对这两种数据都是强有力的印证。”

案例二：帝国城市的基督教化（第157页至第175页）

整个第六章都是作者对定量分析在这一研究中的适用性的演绎，任何一位读者都不应该错过这段令人拍手叫好的分析。作者为罗马帝国的17座城市设计了包括“基督教化程度”、“公元100年时的人口”、“从耶路撒冷的路程”、“犹太会堂”、“从罗马的路程”、“罗马化程度”等7个变量。在交互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基督教化”为因变量，“罗马化程度”和“犹太会堂”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在基督教化过程中惊人的67%的相关性。

在这一章中，作者还顺便用这一定量分析讨论了诺斯底派的问题，并由此得出的结果指出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应当将诺斯底视为基督教的支派而非与基督教平行的犹太教异端。

四、 严谨的逻辑推理

本书中是不是加入的用黑体标注的各种各样的命题便是作者逻辑推理的痕迹。作者从一些被现代社会学研究所证明的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这种命题式的推理在形式上相比一般的叙述更加突出了本书的理性色彩。关于作者对逻辑和科学性的强调可以参见本书第25页至第32页，斯塔克对以往一些研究的批判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本书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分析

从大的方法论层次来说，斯塔克之所以能够将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无疑基于一种理性主义的预设，即当人类——无论身处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处于类似社会情境下时，他们都会从各自的理性判断出发作出相似的选择。因此阅读此书必须先否定各种形式的“理性进化论”，即认为人类的理性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形成的，或者更进一步将其视为现代化的产物。

由这个预设出发，可以进一步归纳斯塔克的研究思路，以期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学习有所启发。

步骤一

对现代社会的参照样本的研究，归纳出可能对历史案例具有适用性的相应社会现象和社会理论。

步骤二

分析已有的历史学研究结论。

步骤三

在对现代社会参照样本研究和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具有社会学特色的研究假设。

步骤四

使用包括定量分析等在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历史材料证明研究假设的可信度。

步骤五

在已经证实的研究假设的基础上以逻辑演绎重构历史。

本书的局限和不足

如前所述，斯塔克的分析基于一种对人类理性永恒性的预设，这可以被视为斯塔克包括《信仰的法则》在内的研究的基础和局限。因此就像前文所述的一样，如果坚持认为人类理性是不断发展而形成的话，那么本书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一种理论的局限并非一种理论的不足，因此这也不是这一部分主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我也倾向于接受这种理性主义永恒性的假设。

但是当我们着迷于斯塔克对基督教兴起的深刻研究之时，也不应当忽略宗教学研究的另一传统，即比较宗教学。如果说斯塔克本书的前95%都只是对基督教的较为客观而充分的研究的话，由第九章《机遇与组织》中的“走向一神教？”开始，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斯塔克某一种“基督宗教社会学”的价值取向，或者说由于论述不足而导致的某一种模糊的主观倾向性。在讨论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不同的宗教经济模式时，斯塔克令人遗憾地未能坚持一种社会学式的分析，而只是主观地从理性出发对两种模式进行了一种纯义理的讨论。不过不知道斯塔克在给这一部分的小标题加上问号的时候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究，就可以发现斯塔克的理论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不妨将关注点从斯塔克的理论转移到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来，并用另一套学术话语去发掘斯塔克理论的局限，即：Institutional Religion（为避免可能的歧义，我暂时使用英语统一的命名方式，而非五花八门的翻译）究竟是不是为社会所必需？Diffused Religion难道无法承担人类的理性？如果这样，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文明又是凭借着什么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

在这篇简单的书评中我不会尝试展开对斯塔克的批判，应当指出的是斯塔克本书的瑕疵虽然仅仅体现在他似乎忽略了对东方宗教进行他一直坚持的社会学的思考和研究，但是追本溯源，斯塔克在本书中多次强调的“教义”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导致这一瑕疵出现的理论根源——或者说，斯塔克的瑕疵可能并非看起来那样仅仅是“瑕疵”而已，而是其关注宗教教义这一方法自身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毕竟相比Institutional Religion，东方的Diffused Regligion的教义和世界观并不容易被进行简单归纳，因为它们很有可能并不存在于某一部宗教经典之中（甚至没有类似亚伯拉罕宗教的宗教经典），而是隐藏在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等等更加世俗化的社会现象之中。

因此，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斯塔克令人遗憾的展示了其作为社会学家和基督徒两者身份的矛盾，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作为社会学家的斯塔克倒了下去，站起来的是一个基督徒斯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