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老僧已是沾泥絮—周作人生命的最后八个月》

1966年8月23日，八十二岁高龄的知堂老人穷困潦倒，写下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其中的吉宜为周作人的孙子，徐耀辰为老友。周作人说得仍是借贷的事，这种类型的信他已经写了好几年了，有时给出版社，有时给朋友，如章士钊、钱稻孙等。言辞间都颇为牢骚。由于儿子周丰一被打成右派，失业在家，全家十几口几乎全赖周作人微薄的稿费（主要为翻译希腊着作和回忆鲁迅类文章）生活，而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形势变故，物资短缺，周作人本身的附逆问题也逐步扩大化，稿费越来越少了，甚至不发，一家十几口实在难以维持。

到了24日清晨，一群红卫兵闯入八道弯11号，这房子是鲁迅当年买的，兄弟反目后鲁迅和朱安搬到西三条胡同，周作人一家独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没收了一部分，解放后人民***也没有发还给他，虽然允许他一家照旧居住，但每月须交房租。红卫兵把房子全部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老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一个小头目大声命令：不要打头部，留下活口，好让他老实交待问题！过了会五十四岁的儿子吃饭回来，看到此景大吃一惊，趴到老父身上，代为挨打。红卫兵对周丰一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右腿当场被打断，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作为“狗崽子”，也被勒令跪在旁边观看。晚上红卫兵占领了后罩房，以便实行监管。周作人无处可去，只好蜷缩在屋檐底下。后来他坚持不住，干脆躺在地上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一个老保姆看不过去，偷偷地给他送点吃的。

后来天下大雨，在儿媳张炎芳的请求下，红卫兵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里。那年北京的秋天特别热，仅仅能容一人的洗澡间又闷又潮，周作人被蚊虫咬得体无完肤。就这样过了半个月，张炎芳又向红卫兵乞求，在厨房的北角，为老人东拼西凑地搭了个铺板床。周作人生命中的最后七个月，就是在这张铺板床上度过的。在这期间，鲁迅博物馆的几个工作人员曾去探望过他，留下了这样的纪录：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洁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肤色苍白，穿一身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经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地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让他起来……

这对一向讲究仪表的周作人来说，真是斯文扫地、生不如死了。

红卫兵给粮店打好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粗粮无法下咽。每顿饭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糊糊，由于缺乏营养，他的两条腿很快地浮肿起来。张炎芳背着监视的红卫兵，经常给老人买些维生素片，或者松软的糕点，深夜里偷偷送过去。老人每次都感激泣零。他屡屡对儿子周丰一念叨着：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尤其是炎芳，她是外姓的人，嫁到周家，跟着咱们受这份罪，实在对不起她……他两次给派出所写信，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本人已年过八旬，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希望红卫兵能本着人道的、科学的伦理法则，让他早点结束对他来说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呈文交上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周作人被软禁的那间小屋一直不准挂窗帘。于是，经常不断有陌生人大模大样地走进后院，隔着玻璃窗，好奇地望着这位瘦骨嶙峋、一头乱发，被打翻在地又踏一只脚的苦雨斋主人。热闹瞧够了，门前逐渐地也就冷落了。老人坐在铺板上，把老保姆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纸摊在案板上，吃力地写着交代材料。这是苦雨斋主人在生命最后一段时日执笔的情景。有次老人风趣地说：我是和尚转世的！

一位与周作人有长期书信往来的中学教师，在1966年末大串联时，曾来八道弯十一号看望周作人，后来他回忆道：

知堂看见我进来，就从床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那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是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我说周先生，你身体可好？他说好好，好好。其实我看他脸容黄瘦，原先蓄着的长发也剪短了，与两年前他送给我的那张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戏称“仿佛有点胡志明的意味”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不过这一回倒是他先开口，他忽然问我，你是教书的？我回答说是的。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不出有更多的话要说。我从背包里取出一罐茶叶，十包酥糖，都是我从杭州、苏州特地带去的，就把它放在暖炕上，说这点东西请你收下吧。他就说，谢谢，谢谢。最后我向他告辞，他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对着我深深地望了一眼。

这大概是他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最后的温暖了。

我不惜篇幅地引用，只是为了说明这种日子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是多么的凄凉！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感慨道：寿则多辱！1965年4月8日的日记曾写道：余写遗嘱已有多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4月26日周作人写好了遗嘱的定本：余今年已整八十虽，死无遗恨，姑留一言。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然而不能够。

1967年5月6日清晨，周作人被发现死在床上，文洁若在一篇文章中说：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子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向里看了看。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张炎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死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此长逝了。他的遗容非常安详，仿佛睡着一般，丝毫没有痛苦的痕迹。

资料引用：

1、文洁若：《1949年以后的周作人》

2、《周作人文选》

3、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二十二年》

4、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