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罗兰•巴特的中国之旅》

“知识考古学”的爱好者们，似乎永远无法息止他们考据和发掘的热情，即使对那些早已出过全集，盖棺定论的大作家，也从不怠慢，不放过一点点蛛丝马迹。新年伊始，这些人便伙同出版界为读者炮制出连串的惊喜。如诺奖得主克洛德•西蒙写于70年代的一本北欧游记《群岛与北方》；新小说之父罗布-格里耶为导演安东尼奥尼写就的剧本《堡垒》；OULIPO主将乔治•佩雷克自60年代雪藏的一份幽默又不失时效性的文稿《说服领导为你长工资的方法和艺术》，纷纷出版，不一而足。而这其中要数罗兰•巴特的几份遗稿汇编而成的两本书分量尤重，也最为引人注目：《丧期日记》和《中国旅行笔记》。前者是巴特丧母之后的哀吊之作，但有《明室》在前，这份伤痛之情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后者则不然，让人不免联想起法国的另一个罗兰莫斯科归来的日记，因此好奇和好事者自然也就大多于前面提到的那几本书。

说起巴特的《中国旅行笔记》就必然要先谈谈那次于法国知识界尤为著名的“旅行”。1974年，有大量左翼文人和思想家聚集的杂志《泰凯尔》(Tel Quel)受邀到中国作一次访问。而旅行团则由当时知识界响当当的人物组成，其中有著名作家菲力普•索勒尔（Philippe Sollers）、符号学家，才女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泰凯尔》杂志的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以及罗兰•巴特。对于大多数《泰凯尔》周围的作家来讲，60年代的中国所提供的激进取向和他们倡导的艺术理论与实践有着某种形式上的暗合，这次旅行业变相促成了这群知识分子与法共的决裂和向当时毛主义的靠拢。他们对这块东方大陆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归法后发表了大批的文章与著作赞扬中国的实验。而巴特的表现则略显异常，除了在当年《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那么…中国？》的短文，文章虽然也算是“温柔敦厚”，之后就再没写过什么关于中国东西。日本的旅行后，巴特撰写了一本《符号帝国》，引得一代法国人为日本文化所着迷；中国之旅的空白也就让人总有些悬而未决的遗憾。

25年后忽然冒出这么一本旅行笔记，在法国的知识界和汉学界自然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急于知道罗兰•巴特究竟为这次旅行写下了什么。然而，拿到这本书匆匆读去，大为失落，仿佛自己一下子掉到了一份枯燥、絮叨、干白的流水帐中，巴特文章惯有的柔润，轻盈与幽默荡然无存。原来，这本笔记源于三本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中国三周的旅行，巴特整整填满了三册。他始终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记录着室外的天气、旅行的吃食、饮用的茶水、人们的面貌、参加的讨论和无休止的演讲。比如在北京卢沟桥乡的采访，他便详细记录了农民向他讲述的乡里的概况：多少人口、多少亩田地、多少农机具、产量多少，诸如此类等等。他甚至很少加以评论，只是不厌其烦地记录。其实，这本手册还未出版时，便已经引起了争论。巴特生前的出版者弗朗索瓦•沃尔（巴特生前所有的著作几乎都经他手）很早就提出异议，声称巴特曾和他谈及过这3本手稿，并有意将其销毁永不出版。

我们不禁要问，这位伟大的文本学家为什么一反常态，如此事无巨细地记录他琐碎的旅行？带着难以释怀的疑问，开始再次细读这本笔记。这次，一个原本心目中的巴特又渐渐浮现出来，敏感细腻的，带着中性语调的巴特就小心隐藏在密密麻麻的流水帐间隙。就像他写道：“演讲是一种语言，它不需要真实和生命。”“太累了，记下这篇演讲，它太长了。”“那些长篇大论继续进行着，学校、家庭、社会等等，然而我已经心不在焉了。”“早餐，看，薯条！[...] 我怀念巴黎的咖啡、沙拉和卖弄风情的服务生，我偏头痛、恶心。”从巴特的行文中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疲惫、无奈和抑郁，然而，当他遇到他真正为之触动的事时，他又会猛然地苏醒过来，比如一次俊朗的工人的握手就能让他激动不已，“细腻、温柔、微润”，他描绘道。正像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评论的，巴特的文本是一种“为不说而说的记录”，巴特小心节制这自己的语言，或者说在当时这片喧闹的土地上，他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没有任何故事、任何褶皱、没有俳句。 色调？滋味？没有色调？？几天来，我的写作没办法绽开，我并不在写作的***中，干燥、贫瘠。”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稍早些（1972）完成在这里的纪录片《中国》（安东尼奥尼），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许恰恰正是这种平白、臃长、郁闷和枯燥，反而还原了事物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