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后二十年《没有活出人样》

秉着正统（解放后的统）的历史观，作者写下了吴晗人生的后半段。开篇，作者用了一两章的简短笔墨写吴晗的学术高峰期，也就是解放前的那些岁月。

同大多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解放前的吴晗除了做学问，积极过问政治，并且对******的黑暗深存不满。这时的在野党乘虚而入，积极拉民心拉民意。虽然这时其土地革命、延安整风已经暴露出其残忍性的本质，但首先这些幕后细节无法改变其前台的形象。作为批评者，他们尽量保持着开明的形象，注意在一些国民党做得最差的地方打广告做宣传。他们的土地政策和开明形象得到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占领了两个最重要的群体。

作为知识分子，吴晗对政治的理解是天真的。但是机缘巧合他却步入了政治。

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后，吴晗很忙，可以说是以积极的态度投入了他的政客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笔。所不同的是写作内容从他的明史学术研究，变成一个杂文作者，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的三家村杂文。这些文章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观点专注于肤浅的说教，可以说是只适合扫盲后的农民的。而为了捍卫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居然还要谈道德、再谈道德地写，可见人类给自己上的枷锁是比什么都愚昧的。

当然，还有朱元璋传的故事。作为一个历史专家，吴晗要诚惶诚恐地听取领袖的意见，一改再改。对意识重过史实。是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治学，其实说穿了就是领袖喜欢和不喜欢的区别。吴晗的许多文章和议论，其实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这种意识形态无限扩大的病态，语言中多惶恐和空洞的嘶叫，难以看见任何的人性和真诚。这里不想再去谈海瑞罢官。吴晗不明不白地成为了牺牲品。作者也讨论了是否毛对他有成见，说的很中肯，吴晗只是打倒北京市委的药引子而已。任何人对政治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工具。

在历史定调的大环境下，吴晗是被肯定的。可是我偏偏要否定他。他的后二十年，是媚俗的二十年，是欺骗的二十年。虽然他有他的悲惨苦衷，可是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审美观来说，他不是一个学问家。他在北京城墙上的态度和梁思成相比，就是一个例证。57年那场惨绝人寰的“阳谋”骗局后，吴晗为了表达他的衷心，跳出来指责罗隆基，显得小人了一把。虽然说那场风波，连罗隆基的两个爱过的女人都翻脸，吴晗似乎也是被逼无奈。所以，虽然可以说吴晗是无法不低头的境遇。可是建国后他的所作所为，与令人崇敬，不屈于政治而甘愿默默无闻的陈寅恪相比，吴晗无论从治学到做人都相差一大截。不过公平地说，他的境界代表了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普通人。普通人在二十世纪这个时代的中国是无助的，他们已经不知道正义和邪恶，亲人和敌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了。谢谢你，人民币上的那位，给我们一个如此霉烂黑暗的年代。相信总有一天，你走下我们神坛的那天，吴晗和我们大家普通人都会一起来欢送你走出那水晶棺材，被永远与耻辱划上等号。

最后就来对陈寅恪高山仰止一下吧：

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风骨！

王国维的碑铭中，最最深刻的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自由独立，还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