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屋檐下我读《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 是著名戏剧家夏衍1937年根据组名演员赵丹的个人情感经历而创作的三幕剧。在初次排演时，安排了夏衍称“几乎奢侈的演员阵容”，赵丹亲自扮演匡复，赵慧深扮演杨彩玉。后因战争延后，由怒吼社1939年在重庆首演。

《上海屋檐下》除了主角匡复的三角恋之外，还刻画了失业的大学生、沉沦的女性、穷困的小学教员、失子的老报贩一系列背景迥异、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戏剧现实主义特色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夏衍戏剧创作的成熟，体现了夏衍戏剧深沉、凝重、清馨、淡远的个人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读这部作品：

一、题材和主题

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夏衍没有一味追求传统戏剧所重视的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戏剧性，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着眼于平凡的小人物和他们几乎没有色彩的生活。这种没有色彩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颇为有趣的戏剧基础。回归人性本位，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畸形关系的悲剧实质。

有人认为，这出戏剧没有高潮，过于平淡，我认为这种指责是出于对生活的理解不够透彻，对人物内心的挣扎没有体会的肤浅。这出戏剧不但精彩出众，而且严格按照传统戏剧三一律的古典原则撰写。整出戏剧发生在同一时间（梅雨季节的一日间）、同一地点（上海一家弄堂房子的一个横断面），外来者（匡复、黄父）对小人物沉闷生活的介入，打破了生活的沉寂，形成戏剧高潮。

二、布局和结构

《上海屋檐下》依据上海小市民“各自为政”的生活方式的特点，让五组人物沿着各自的生活逻辑，延伸、发展着自己的情节线。正可谓“人多戏不散，线多戏不乱”。在这些情节线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纠结在一起的冲突，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效应。但是这绝不是意味着《上海屋檐下》的格局是割裂的、分离的。恰恰相反，夏衍巧妙地利用了拥挤的弄堂房子格局，使这五户人家虽毫无关系又互相关注。在情节进行中的相互交错、穿插，做到了有机的陪衬和补充，使每条生活细流同在一个旋律和节奏中起伏、流动。在这拥挤的小空间中，每个人都在观察着别人，也成为被别人观察的对象。每个人都拙劣的隐藏着人性的暗色，而这笨拙的掩饰，只能使人物本身更具有戏剧性，更体现出人性和个性。

三幕所发生的故事，以开端（建制）、高潮（冲突）、结尾（结局）的制式展开，循序渐进，发人深省。

三、人物与环境

在《上海屋檐下》中，人物和环境是相依相存的。不论是黄梅天的“阴晴不定”，还是屋檐下的拥挤、窒息，都不是简单的“背景”。可以说，这天气和环境不仅是剧中重要的意象，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戏剧人物。

作品有意识地用阴晴不定，沉闷压抑的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反映了小人物在动荡不安的处境中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剧情从郁闷烦躁的黄梅天开始，至传来“轰轰然的远雷之声”结束，其间烦人的雨声出现30多次，蕴含着“天色黑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要落雨，雨下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天晴”的政治寓意。在情节的开展中，又多次出现灿然阳光的“一亮”、“一闪”，隐约地表达了剧作者理想的光芒，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四、舞台表现

夏衍在戏剧创作时，创造性的选用了一户上海弄堂房子的横断面作为舞台布景。话剧和影视剧的区别之一在于，话剧无法通过镜头和景别引导观众的视线，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是自主的，有很大的选择权，有很强的判断力，只有通过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件，正在说话的人，才能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吸引进冲突和主线中。因此这样的舞台布景，能够清晰的表现五户人家各自的生活，又同时能通过戏剧情节将观众吸引向冲突中心。

为了突破空间的限制，夏衍亦将电影的剪辑手法运用于戏剧艺术，舞台蒙太奇的运用将许多平行发展的情节交织穿插，场面转换灵活，描写出复杂丰富的生活内容。

另外，五户人家各自的迥异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又使得戏剧舞台并不单调沉闷，演员不断通过走位、台词来充实舞台内容，活泼戏剧气氛。通过这样的方式，五户人家的生活也因此戚戚相关，互相关联，同时也达到了更加深刻的刻画每个人物的目的。（如匡复出现后，和杨彩玉、林志成在屋内对峙，而此时屋外刻薄八卦的赵妻正在偷听，就很好的贯穿了屋里屋外两个空间，联系了两条生活线，观众通过屋子横断面的独特布局，享受到上帝的万能视角。）

总之，《上海屋檐下》是一部精彩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是夏衍作为戏剧大师当之无愧的杰作。70年来经久不衰的戏剧生命力和商业成功表明，它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更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通过对小人物的真实刻画、对人性的细心揣摩，为中国戏剧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