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中,在谈论龚自珍的意义之前,先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
“这的确是一个暴风雨前异常沉闷昏热的时刻,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腐烂,一切都在走向无可救药的崩溃。这里充满着贪污、腐化、***,同时也迅速地成长着无可遏止的愤怒和仇恨……”
读着读着,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拿错了书,读的仿佛是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她分析道: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流民增多。而古代的流民,就是今天的失业人口;二、非生产性的次生社会集团增多,如僧、道、尼姑、乞丐、娼妓等等,均属于这类次生社会集团;三、帮会组织增加,地下经济活动泛滥;四、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民间宗教团体。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状况来说,这种社会状态惊人地相似。
一句话,晚清时代,正如当代。
反过来看呢?也有很好的例子。王怡在《三峡好人》影评一开头,提到他最欣赏的当代诗人柏桦,“他的诗看似没有烟尘,仿佛躲在六朝的最深处,像那首著名的《在清朝》。但他的诗恰恰是真实感最强的。”
在清朝
山水画臻于完美
纸张泛滥,风筝遍地
灯笼得了要领
一座座庙宇向南
财富似乎过分
……
在清朝
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
有一个人朝三暮四
无端端地着急
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
他于1840年死去
王怡说:“在一个被贾彰柯闻出来有‘兵荒马乱’味道的当代场景中,柏桦写下那些带着亡国气息和挽歌般悲哀的句子。”
文学真是奇妙,两个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的诗人,隔着一百多年的时空,写下的诗句,却分明对应着对方的年代!也许这正是诗之真的体现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现在和清朝,并没有区别。所以龚自珍与柏桦的诗句,也没有区别。
李泽厚说:“龚自珍思想的特点和意义,主要是在于那种对黑暗现实(特别是对那腐朽之极的封建官僚体系的种种)的尖锐嘲讽、揭露、批判,在于那种极尽喜笑怒骂之能事的社会讥评,在于那种开始隐隐出现的叛逆之音。这种声音在内容上触着了最易使近代人们感到启迪和亲切的问题——如君主专制、如个性的尊严和自由、如官僚政治的黑暗;而在形式上,这种声音又响奏着一种最易使近代人们动心的神秘隐丽、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色彩。”(《李泽厚十年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P39-41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
梁启超说自己初读《定庵文集》,仿佛触电。一点不错,认真读龚自珍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道电流。他无比真实地体验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衰世”,有的只是表面的繁华,秋气不惊,夕阳还恋,堂内的燕与路旁乌鸦,尚以为这样的时代,会持续到永久。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抑小人甚尟。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曏之人,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12:06:13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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