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突围》

在读完《局外人》后的某一天下午，我坐在一个地方喝茶，无意中瞥到窗外歪斜着的一株草，绿色的，根部粘着深褐色的肮脏的泥土，懒散地歪在一边。一个工人走过，抡起铁锹，把它铲走了。你不知道这一系列动作做得有多么自然而然，干净利落，仿佛有一个坚定不移地意志支使着草和工人们用一种毫无失误可能的正确性完成了一切，我突然惶惑起来。

我想谈谈什么是“存在”，我想大多数人对于“存在”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自己和这个人为的世界的距离感，他们以各种微不足道的心态“存在”其中。也许他们偶尔感到困惑，忧伤，忿忿不平，甚至用一些行动来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比如换工作，健身，或者埋头大睡。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至少对加缪来说如此，这些行动，并未促使他的心态有任何本质的改变，就像一列火车要调换车头，或倒车，但它事实上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行驶，它不能脱轨，因为如果它脱轨，那么它就完蛋了。

但一个伟大的写作者，却需要有这样的勇气，让自己“完蛋”的勇气。他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不协调，是一种错位，甚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意识到他的存在，所谓存在，就是以不和谐为基础的，否则就会像“庄周梦蝶”一样含糊其辞，忘我。“忘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追求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恰恰是回复自我，关注并追认自我。于是要采取明确的行动，来抵抗这个企图笼络、蒙骗、禁锢他们的世界，默尔索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使用的是极其消极的方式，但恰恰是消极，使得这种抵抗显得尤为顽强，甚至没有任何转还余地。在《局外人》里，加缪封死了转还的一切可能性，首先封死的就是意识上的同流合污，这种连根拔起的彻底让人着迷。

同样作为“存在主义”的写作者，我更喜欢加缪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决绝和某种殉道者的精神。前面说过，一种“不协调”的意识是“存在主义”写作的基础，萨特的写作无疑也以此为基点，但他更倾向于描绘种种“存在”的表征，并揭示他的荒诞性，却没法同加缪一样，为这种“不协调”承担一种被认为是“结局”的东西。以默尔索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局外人”形象，认为人为世界的一切与他没有关系，他首先解构被常人认为是“情感”的东西，他对爱情，友情和亲情的看法和表现与常理大相径庭。他不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还抽烟；他从不对女友说爱，他嘲笑“爱”是个可笑的子虚乌有的东西；他择友完全没有明确目标，显得逆来顺受。其次，他对自然世界的一草一木有着近似病态的敏感，他对阿尔及尔的阳光，沙滩，天空以及星光体悟深厚，甚至与他的身体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把《局外人》的故事环境分为三个部分：个人（默尔索）、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那么作者的态度无疑是坚信前两部分的一致性：个人与自然世界是一体的，后者孕育了前者，它们彼此依赖，人为世界才是一切“不协调”的原因所在，也是必须予以抨击和瓦解的唯一目标。这最终会导致冲突，这是无可避免的。冲突的结局是默尔索被判了死刑，强大的外部力量必须以毁灭默尔索的身体来惩戒这个不与世俗规则手拉手齐步走的人。加缪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这个观点尤为重要，一个局外人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消灭，一个坚持不与人为世界勾结的人一定会被毁掉，就像脱轨的火车一样。但是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大部分人会这么问，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这么问，那么你仍然是人为世界中的人，你所谓的“意义”的判断标准不是属于默尔索或是加缪的。事实上，对于加缪而言，无所谓“意义”，因为他根本不看重人为世界里这个被称为是“意义”的东西，他认为，人存在本身就有意义。既然存在有意义，那么出生和死亡也就拥有同等的意义。既然人一出生就无可奈何地被抛进了世俗的大染缸里，那么也只有死亡才能摆脱这个染缸所可能附着在你身上的所有颜色。默尔索最终选择死亡，在从生到死的漫长过程中，他始终在对抗被着色，用尽各种办法，但这些办法显然没有死亡本身来的那么彻底。

存在的本质是荒谬的，个人与社会是根本矛盾的，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却视而不见或者回避，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担后果，所以他们无法成为默尔索或者加缪。承担需要勇气，在加缪的另一个作品《西西弗斯的神话》里，他同样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隐约意识到的一切，包括这种内在的不协调与矛盾，是根本存在的，你可以逃避，但它不会消失。人类一手创造出的文明，实则是对自己的禁锢，就如山上不断滚落下的石头。那么存在，或者说人活着，其首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自我挣扎，与自己对抗，渴望从中寻找出一条中间路线。当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路线，人不仅是个人，同时也是人类，个人发展成为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并最终无法与之相抗衡，于是自作孽不可活，你只有选择自我毁灭。

也许对于人类这个庞大的族群来说，个人意义的显现首先取决于你对死亡意义的认识。你必须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最终突围。当然，这是悲剧性的，人类诞生，并悲剧性地存在，这也许就是唯一的动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