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识小细节的意义---陈子善《边缘识小》之识小

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精装小三十二开”系列版式统一，装帧精雅，作者名家高手云集，相继推出三十余种，成为近年文化书林一大亮色。新近推出的陈子善书话集《边缘识小》，封面选印两幅作家手稿，设计浸润一股悠然古意，惹人侧目，堪为佳制。书口一侧印徐志摩书信手迹，收信人梁实秋，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全信约排封面横幅半壁；紧挨着的知堂《〈书房一角〉新序》手稿，贯通书脊直到封底。徐志摩的字风流秀雅，流动散逸；知堂的字则清隽幽远，朴拙静美，两相排置，互映成趣。

陈子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方向教授、博导，同时也是一位淘书、藏书、编书、写书的著名“书人”。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关注不是黄河青山式的宏大叙事，却多是躲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式的钩稽考证---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籍版本、作家佚作、生平交往等，钩沉一个个被遗忘的琐碎新文学史料，辨析一个个被忽略、误解的细节话题；而写作也不是枯燥乏味的长篇大论，却多是短小清新的书话文字。对于这样一位博导教授，若此前未曾一睹“芳容”，很容易让人想象成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然而“传说”中的陈教授却是好书成性，买书时不顾人家先行预定，在书店“强取豪夺”，并“强词夺理”仿照性骚扰罪给店员强加“书勾引罪”；在伦敦逛书店，仗着“洋鬼子听不懂中文”，敢于“用超高的分贝询问‘色情书放在哪里？’”的可爱形象。教授的威严不曾听闻，而像上面的“花边”逸事连同有人总结的“个子高，房子小；藏书多，收入少；年纪不小，心态不老；编书于帷幄之中，交友于千里之外”经典概括却早已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回到书中，《边缘识小》收陈子善二〇〇四年以来的书话、随笔，名“边缘识小”，“边缘”相对于“中心”，可以理解为不走中心路线，从侧面来切入研究现代文学史；也可指书中所谈不是现代文学史中的热门话题，而多是一些处在边缘，长期被冷落、忽略、甚至遗忘的人、书、事。所谓“识小”盖话题多细小琐碎，探研“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说到这里已可大概统略全书旨趣：具体而琐碎的细节。“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探究。”这两句话颇会我心，细节历来是一个不该忽视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话题。文学史的魅力和趣味不在僵化于“主流”的一统天下制，更多的应在于涵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真实，还原文学史的真实离不开大量丰富的史料积累和辨析，“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史料积累、辨析正有赖于这些具体而琐碎的细节之功。

《边缘识小》书分“史实抉微”和“港台书缘”上、下两辑，各收文一十六篇。上辑谈人谈书，关注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边角细料”，如闻一多集外情诗的辨析，傅雷早期佚文的发现，萧伯纳上海之行始末的探究等。下辑以港、台文学书旧版本为话题，涉及人物聂绀弩、钟鼎文、易君左、曹聚仁、潘柳黛、黎烈文、顾一樵、孙陵、叶灵凤、高伯雨、胡适、苏雪林、赵元任、周作人、林语堂、徐迂、夏济安等，意趣依然不离现代文学史“细节”的考虑。

关注“细节”，细致的探究不容缺失。读这些的文字且不论其本身的细节，我最服廪陈先生探研的细致这一“细节”。开篇《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是篇讲演稿，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签名本和手稿”早已为爱书人和收藏家所追捧，然而大多是图着一份风雅或投资居奇，于其研究上的实在价值和意义则不甚明了，这篇讲演稿对“签名本的涵义和类型”、“手稿的定义和价值”、以及“签名本何时出现”等附佐实例详尽梳理，最后提出“重视‘手稿学’研究”的严肃课题。这里有一个细节，陈先生为说明重视“手稿”研究的必要性而举刘半农编选的《初期白话诗稿》为例，该书为刘半农选辑所藏李大钊、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沈尹默、沈兼士、陈衡哲等人在《新青年》时期写的新诗手稿编成。既是手稿，循着常理想来当是作家自己手迹，但是如果这样认为就不会有这么一个细节发现：其中收录的鲁迅两首诗，经陈子善辨析并非鲁迅的手笔，而是周作人所代抄。“如果你没看过手稿，又怎么会知道？而且从代抄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兄弟俩关系非常密切。鲁迅的文稿，他没有时间便由周作人代抄。我由此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作者的手稿应认真研究。”这确实“不仅是有趣好玩，而且还有很严肃的学术和文化意义”，但是这里我更佩服陈先生的细致。

《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别于其他文章，是写于一九八一年的旧作，此前多次漏收，“此次补入以示‘不悔少作’”，文章源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在“鲁迅先生三年祭”特辑中发表的一封略去收信人，落款缺少年份的鲁迅佚信。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版《鲁迅书信集》和一九七九年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收录此信时均含混不清，前者编者推测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后者则编在一九三四年部分，而收信人均付阙如。陈先生从信件本身找线索，依据信中一句“此刻是一定都被封在店里了”，联系时代背景推断信是写于一九三五年，而其进一步论证则更见“精妙”，从此信所用信签以及鲁迅先生写信用签习惯，考证出“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无疑”；日期确定，收信人则只需循着《鲁迅日记》即可推出。“时隔四十二年”的“迷案”豁然清晰。整个过程有如清官剖案，从一个很小的线索，顺藤摸瓜，一步步走向“真相”。这样的功夫离不开对史实的熟捻，当然也缺不得可以摩查细节的这块“心版”（“心版”语见谷林）---细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二》谈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学方法时，说“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这话用在陈先生身上恰也熨贴合适。

一篇篇文章就是一个个具具体体的实例，叙说着“细节”和细致的不尽深意。专注于细节，细致于细节，这是《边缘识小》之识小，也是拜读“陈书”的一大受益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