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时代病》

许知远在他的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序中提到了24岁时的博尔赫斯，那时他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46年后，他已近乎双目失明，在这本诗集的再版序中，他写道：“我发现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的老人……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

当时许就在博尔赫斯的身上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想深入人类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中，探取他们的秘密；他要与那些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把那些光辉与秘密与人分享。他颇为矫情地说在他面前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勃兰特·罗素，沃尔特·李普曼，让·保尔·萨特。

驱使他写作的，实际上还有一位年轻人身上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凌驾于别人之上的那股劲，这种“劲”弥漫在他笔下的字字句句。

十年之后，他就站在我对面的讲台上，还是那一头伪艺术家的卷发，表达不算清晰和有条理，但语气急促，语言风格彪悍锐利，可以唰地一下点燃你内心蛰伏已久的一种情绪，骚动？躁动？力比多？whatever。我突然在想，十年的时间真的让他变了吗？

变了的东西太多了。他不再写那些虽纵横驰骋、超然物外，但除了抖落一捆捆让人咋舌的西方思想资源外稍显空洞的国际评论，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这块他曾经万分不屑的、陈腐僵化的土地，他开始意识到尽管自我标榜纳斯达克的一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和西方青年喝一样的可乐、听一样的音乐，比他们更能对西方的思想资源信手拈来，他仍然需要回过头面对自己的国族身份。沿着黑河-腾冲线，他开始试着探寻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的秘密，从非洲到香港到台湾，他笔下的空间因为锲入了时间的钢骨而生长出纵深感，一张张华人的黄色面孔背后是历史的吊诡和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文风上，他开始问自己：“你能不能坐下来，安静地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于是，少了一份评说的冲动，却多了一份描述的耐心，他不再嚷嚷着快领取我的观点吧。他只是问，在你做出判断前，可以听我讲一个故事吗？

但没变的东西似乎更多。我依然不断地从他口中听到Theordore Roosevelt，Woodrow Wilson，Allan Bloom，Santayana，Sinclair这样的名字，他满怀激情地给我们念《李普曼传》的序言（尽管念的时间太长了），念朱自清当年写给邓中夏的情诗，他依然那么容易就能被那些杰出的大脑、风云际会的时代点燃，就像我们被他点燃一样。我知道，十年过去了，他体内依然有对这个世界的强烈好奇，这让他释放出浓烈的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才有的荷尔蒙气息，炽热、奔腾、躁动。

一种悲哀感忽然弥散出来，真正20出头的我们，是否有许知远这份炽热、奔腾、躁动？在那么多人的提问中，我看到的只是迷茫。“为什么我才20，就已经俨然一个40多岁的老女人？”被许知远的情绪煽动，一个大三的女生情绪有些失控。“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是为别人的期望而活？”一个看上去就是乖学生的女生说。工作、前途，巨大的压力把我们的生活挤压的如此单调、扁平，我们异口同声地谈工作、谈实习、谈GRE，却没有人来谈海子、谈卡尔维诺、谈《光荣与梦想》。刚刚看到一个大二女生在课堂论坛上的留言：

“他过了我想过的人生。我无比想过却又无法过的人生。

许知远把我点燃了…………………………

可是过后我又觉得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和悲哀。

我一个人在那个教室里坐了很久

我知道我语无伦次了……我觉得我自己疯了”

这是我们的错吗？

我立刻想到“时代”，这个许知远最喜欢的词。许知远毕业的时候，世界是如此优美而舒缓地在他面前展开，而到了我们，机会之门似乎在缓缓地合上，即使身处所谓的最高学府，焦虑、担忧、不安、自我怀疑紧紧地攫住了每个人的心，赶着我们也去试图紧紧攫住一些可以增加我们内心安全感的东西——比如这该死的研究生。

如果说奋不顾身地拥抱全球化，或在想象中拥抱全球化，是许知远那一代人的“时代病”，是否可以说，十年之后，严峻现实下的自我怀疑、自我贬值，放弃内心追求转随大流，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病”？

我不知道许知远有没有从大家的提问中体味到这种时代病，他说，迷茫、徘徊是每一代人的经历，没了它，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虽然有琐屑和平凡，可人是为了那些精彩的片刻而活着的。他说，尽管有时代的无奈，可我们也有我们的free will。

精彩片刻也罢，free will也罢，生活依然顽固地依照它的“正态分布”原则前移，这也意味着尽管可以为许知远的炽热、奔腾鼓噪，但他的辉煌依然是他的，不是我的，喧嚣的讲座后，该背的英语单词还得背，该写的论文还得写，可心中有许知远，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琐屑、平凡，但却要拒绝庸俗，拒绝犬儒主义。在许这样的年龄时，读穆旦的诗依然可以读出泉涌热泪，看《死亡诗社》依然可以血脉激张，依然不忌讳天真地宣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