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事》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把这话改了一下，“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想这也是北大之所以“大”的原因吧。思想自由之意，兼容并包之举，北大导新旧人物于其轨，并行而不悖。从此北大成为了中国的精神圣地。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十岁以前的，才是真人。当我们习惯了面对戴着面具的脸，真性情的流露就弥足可贵了。那是一个狂者辈出的北大。狂要有狂的底气，否则就是轻浮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博采众长，创立“新唯识论”。睥睨学界的黄侃，对其师太炎的经学也要批评“粗”。对庄子研究颇深的刘文典自诩为懂《庄子》的两个半人之一……

知识分子的心里总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对于世间最动人的情感——爱情，不忍触动它，一经开启，就要用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去“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又求之若睡梦中的婴儿，痴痴的。爱情可遇不可求，没有早一步，正好赶上了，“赤子其人”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并在情书中大胆表白，二人终成眷属。不可求而求的林徽因，对徐志摩来说是命，对金岳霖来说是深藏心底终生不渝的爱恋……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或者操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在黑板上疾书。或者怕在黑板上写字，却随处谈起，头头是道。前者如顾颉刚，后者如刘师培，还有“写课”的沈从文。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都是不合格的老师，但那满腹的学问又岂是现代人敢望其项背的？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们让人无法企及还有他们“人格的唯美主义”散发的无穷魅力，有晋人“越名教而任自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风姿。

余英时说钱穆：“个子不高，但神定气中，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与人交往，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刻忘记。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经过人文教育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这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的尊严’。饶宗颐评季羡林：“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而一生平静自然的林庚在睡梦中驾鹤西去，这是高不可及的生命状态。

论读书

东坡说：“书到今生读已迟。”想那时书的数量是不可和今日同日而语的。书的选择和读书的方法尤为重要了。林语堂说，读书，一定要选择与自己兴趣相投的。鲁迅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哪怕只是 “随便翻翻”。

蔡元培先生将自己读书的不得法归结为两点：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动笔。而王力先生的读书法却是极认真极全面：首先读序文和范例；其次要摘要做笔记；第三应当考虑着作眉批；最后要写读书报告。

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不再了，但读书的乐趣也只有悠然心会，难与君说了。“古圣先贤，成群的明世的作家，一年四季的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换，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梁实秋语）……

寿则多辱

季羡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之一就是讲骨气，讲气节。在那个狂热年代里，大师们遭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凌辱：被破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朱光潜的女儿回忆道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的身上……翦伯赞与妻子服用过量安眠药，离开人世。……

让人不忍卒读。

友谊的重视

西南联大时期，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傅斯年总是与大家背道而驰，因为他要把住楼上的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来，一起进洞。刘文典大声叫嚷：“保护国粹要紧。”患难见真知，我知道了。

熊十力与废名经常争论，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读到此处，不禁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