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笔记本《真假之间的红色笔记本》

日常生活充满了偶然与巧合。涉及生死的大事件诚然有，但更多的则是一些琐碎小事。当它们发生时，我们常常在感叹一句“竟然那么巧”之后，便将之抛诸脑后，任其渐渐隐没在记忆里。然而，当保罗·奥斯特把生活中的种种偶然事件汇集成一本薄薄的小书《红色笔记本》时，读者却感到一种震撼：因为它予人一种感觉（或错觉），就好像机缘巧合特别青睐奥斯特，就好像这些并无任何评断的故事别有一番意义。

机缘乐章

一个名字与“争辩与谎言”谐音的律师事务所，一次只差几公分便会把奥斯特劈死的雷击，一个只要出现就会令奥斯特爆胎的朋友，一个多年后才发现嫁给了自己弟弟的女人，一部在两次分娩时恰好接着看完的电影……《红色笔记本》里并置了许多这样的小故事。它们是日常生活里不可思议的亮点，是教人难以置信的机缘乐章。

在《红色笔记本》里，奥斯特是个出色的“说书人”。他以简约而直白的口吻讲故事，把不相关的自传性细节减至最低。除了妻子苏里外，书中的人物一律用字母代替（如第二个故事里的前妻Lydia Davis即以L指代）。故事则是框架型的，仿似经过浓缩的中短篇小说提纲。除了讲述故事本身，奥斯特并不加以分析，没有评断，更没有主观的意义归纳。

当然，本书最有趣、也最耐人寻味的特点是：奥斯特时常会站到读者的角度，以充满惊讶的口吻指出这些小故事是多么难以置信，接着又会以确凿无疑的口气声明故事的真实性（如同《马可·波罗游记》开头那样）。他说“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他说“R虽然不是随便和陌生人说话的那种人，但被这巧合震惊得太厉害了，无法保持沉默”，他说“我无意夸张”……然而他又声称“我敢挑战他们自己去斯莱果看看我有没有胡编乱造”，在最后一个小故事的结尾，奥斯特写道，“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就像这本红色笔记本里写的其它东西，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虚构和真实的边界

真实的故事（True Stories）是本书的副标题。故事（Story）可真可假，但在文学分类的语境下，它更经常是虚构的，如短篇小说（short story）。至于非虚构类（non-fiction）的文本，则更经常使用传记（biography，如《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记事（chronicle，如《Hand to Mouth》）或回忆录（memoir）等字眼。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故事”呢？故事在怎样的时候才是真实的？《红色笔记本》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吗？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奥斯特早年为《纽约时报》写的《奥吉·雷恩的圣诞故事》（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也叫保罗的作家，也要为《纽约时报》撰稿，因为才思枯竭，他决定把朋友奥吉讲述的圣诞故事搬上报纸。奥吉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他在追赶小偷的过程中捡到小偷偶然丢失的皮夹。圣诞将至，他决定循着皮夹里驾驶证上的地址，把皮夹送还。然而那公寓里却住着个盲人老太，她误以为是她的小偷儿子来看望他。于是奥吉将错就错，陪伴盲人老太渡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临走时他发现屋里有许多偷来的照相机，便顺手拿了一个，从此走上了摄影道路。保罗听完故事，看见奥吉狡诘的目光时，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故事是假的。但奥吉辩护道，“只要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什么故事不可以是真实的。”他继而指出，故事里的盲人老太很可能早就识出了他并不是她的儿子，但却决定参与这场“角色扮演”的游戏。

这个充满“元叙事”（meta-narrative）意味的故事不啻是对真实与虚构边界、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一次反思。真和假、对和错在一次次的错置中变得暧昧不明。“圣诞故事”是一个聪明的隐喻，因为它“明明知道是假的，但假装以为是真的”的特质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奥斯特通过了一个多层嵌套的元故事，将之推及故事的广义层面。倘若以这样的思路，重新观照《红色笔记本》里的诸多偶然事件，我们便可以参与到这场“角色扮演”的游戏中，把《红色笔记本》当作一个虚构的文本，把书中主角保罗·奥斯特当成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红色笔记本》将变成一本通过偶然与巧合把对于真实性的反思推到极致的元小说。

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延续

在《红色笔记本》的最后一个故事里，奥斯特写道：“如果不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延续下去，我觉得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义。这就意味着我要把自己编进故事里去（至少是和我相似的，用了我的名字的角色），也意味着要写一个不是侦探的侦探，一个没有答案的迷题。我不知这是好还是坏，但除此外别无选择。”这段话仿佛在告诉读者：亦真亦假的“真实的故事”，乃是奥斯特对小说的一种追求。要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延续，要把自己编进故事里，便是奥斯特写作《红色笔记本》的意义——它不是单纯的记录，不是猎奇小报的八卦小辑；而是虚构的起点，创作的原生之处。

奥斯特在另一本传记中对此亦曾论及：他说，如果一个小说家在叙述中使用了偶然事件，那么“读者会被迫对此加以注意，并以为小说家正试图就他的人物或这世界提出一些看法。”然而，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当这些事偶然发生，人们并不做假定。虚构的故事完全由意义组成，而现实的故事除却自身之外缺乏任何含义。”所以，要“把世界看成仿佛是想象的延伸”，“要在现实世界的内部建造一个想象世界”。

或许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偶然性是奥斯特小说最重要的母题之一，因为这些《红色笔记本》里的故事会在虚构世界里延续，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奥斯特才在书首把本书献给了自己的文学代理卡萝尔·曼吧。（顺便一提此中的巧合，与奥斯特虚构小说的诸多人物一样，Carol Mann也有一个叠字的姓）

《红色笔记本》的互文

如果说奥斯特的小说常常具有自传性，即如上文所言，那些现实世界里的偶然事件会在小说中延续，那么“红色笔记本”这书名却是循着一条相反的路到来的，它首先出现在虚构世界里，如今才成为了这本讲述真实事件的小书的书名。

在奥斯特小说处女作《纽约三部曲》之一《玻璃城》里，红色笔记本第一次出现，冒充侦探奥斯特的奎恩在笔记本上写道“我的名字是保罗·奥斯特。这不是我的真实姓名。”这谎言及对谎言的指认与本书里的真实事件及对真实性的声明无疑是有趣的互文。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三篇《锁闭的房间》里，红色笔记本的主人成了范肖。而在《神谕之夜》里，笔记本变成了蓝色，里面的文字变得更为虚实难辨。

这种互文性，无疑为这本《红色笔记本》增添了新的维度，它不再是这几万字本身，而必须被放置于奥斯特的整个创作中来解读。于是在真实与虚构的层层迷雾间，在信与不信的决断里，读者得以享受任何一个优秀文本所共有的特性：可作多样解读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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