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访谈录读《文化研究访谈录》

本书属于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图书之一，是有关文化研究的访谈录，访谈的对象是国外文化研究者和知识分子，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历史、性别、种族、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以及大学和知识分子等３３个问题。因为受采访的学者所选择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也为了方便读者按主题阅读的原因，本书里每位受访者的答卷俱按原有的问题顺序依次排列。此外，因为受访者个人学术旨趣的原因，读者可以从中思考每位学者的思想发展和具备的基本理论。相信这也是编者期望本书能在读者中激起更多的回应和讨论，使问题进一步发展，以求解答。这本书如同一个文化研究的论坛，虽然主题不一（或者说多主题），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当代涉及文化研究、文化政治学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的积压使得一些纷争性过浓的领域变得无法形成一个统一而及时的答案以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无疑是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扩展。

虽然右派和布鲁姆式的新右派对经典的建构被后现代主义语境论者称为另一种（新）蒙昧主义，但是文化研究者们也在消解行动的同时建构自己的经典，如在文化工业成为一切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核心时，伯明翰学派形成另一种MODEL。不可避免的造神运动，或许只是说明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种阐释活动。历史也叙事，一如文学，不可避免的虚虚实实渗透其中。各种观点的汇集，再思考后读者自可找到论题的最初走向。如问题２：指涉性（就后现代主义而言，福柯指出历史摆脱了十分贫乏的指涉。确实，后现代主义暗中破坏指涉的观念或非常有害的指涉物。指涉性何以必须重新思考？是否在破坏了指涉性之后现在应该重构指涉性？）。从未消失的指涉性，在大多时候实现的是一种在新语境下的偏向转移。指涉性转移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重建新指涉理论的过程。不同的意识形态（媒体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全球化进程步伐坚定，现代性从四方八面渗透，“以至于所有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胜任（adequation）关系为基础的”指涉性不断变化，形成新指涉意义关系。“指涉概念相关的不是感觉或概念化”，而是表现，是文化再现现象。从事件，到表现，再复原事件，再到表现，这种过程中指涉性的偏转其实就如同一种误读的过程，在这种重构“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偏离（或说创造性地）“误读”往往将被分析的客体对象变成一套新的话语，一个新的框架。然而当话语成了主体，前一指涉事件的中心就与其擦身而过，或不再触及。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理论的可翻译性问题，理论有可翻译的一面也有不可译的一面，附加的意义随语境的变化必定发生细节性的变化，这种过程如同理论被过度地或不断地阐释、再阐释。旅行理论也即由此而来。

某些论者论及文化研究者时，指出他们对待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多数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文化研究已经“被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这同时指出了文化研究的优缺之处，却没有点明批评家的责任和研究者的归属。与文化研究这种介入社会人生的批评方向相悖的“新右派”布鲁姆批评SCHOOL OF RESENTMENT（包括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符号学等等）无法坚持走审美理想和精英化道路的批评方式（见《western cannons》H.Bloom著），无法从传承的角度去重新建构属于当代的人文史。但在责任和归属问题上，特迪曼却认为，“文化研究拯救，承认并赞扬先前被边缘化，被压制的经验和文化表征”，它对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等范畴进行重新理论化和再定义，这才是现阶段知识界面临的紧迫任务，毕竟文学不再“是治疗麻木而堕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灵丹妙药。”（Ｐ２６３）

此书若作入门的话，稍嫌过晦，需要读者自己查阅相关书籍的论述，以求在深入理解地基础的融会贯通，再根据自己的知识学基础作价值判断。比如说在有关文化研究的问题上，帕米拉•麦考勒姆论及：在２１世纪，文化研究应该重新审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化研究中很突出的阶级观念，重新对它进行理论探讨，以适应在最近１５到２０年间出现的新形势。在这个问题上，阅读者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如伯明翰大学的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所建构的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传统，以及这个学派的主要理论家，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的霍尔（Stuart Hall）的研究成果。或者需要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比如霍尔之前的文化研究先驱们，或者引流直下，转达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从中找出他们所确立的理论和方法。而约翰•卡洛斯•罗所说的：“２１世纪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团结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力量，这将有助于改变教育政策，重新肯定弱势经济和弱势文化的需要和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待商榷之处。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要提高问题意识和认识问题的能力，解决之道或许就在于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知识，不断加固自己建构好的知识结构。在原有思维定势下，一种思考必定需要更加审慎地进行，以求在某些方面避开偏颇的风险。然而，争论的作用或许并没能达到终极，却能给彼此提供新的立场、视角去看待问题。

姚达兑于康乐园2006-9-11

附：

访谈的３３个问题：

１．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话语出现在６０年代早期。在撒切尔、里根和马尔罗尼开始摧毁社会服务和民主力量并破坏社会民主之际，文化研究有什么含义？文化研究的计划在２１世纪应如何改变？

２． 就后现代主义而言，福柯指出历史摆脱了十分贫乏的指涉。确实，后现代主义暗中破坏指涉的观念或非常有害的指涉物。指涉性何以必须重新思考？是否在破坏了指涉性之后现在应该重构指涉性？

３． 在资本到处渗透的世界上，如何恢复或调动反霸权的力量，促进人性的实践？有无可能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集团联盟反对整个制度的非人化？

４． 许多批评家指出，正如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一样，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是否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更广泛的概念，近似于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或一种弥漫的情绪，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指的是表现的风格或特定的原则？可是，按照詹姆逊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并不指具体的风格特征，而是指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或者阿尔者塞所说的生产方式。这似乎与上面所说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相矛盾。你如何限定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

５．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是不可兼容还是可以在同一段内共存？当哈贝马斯重新把现代性说成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时，似乎特别与非西方国家相关。正如特里•伊格尔顿不久前所说，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在非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这些文化被拉进后现代西方的轨道，但本身却还没有充分经历欧洲式的现代性。在《时间的种子》里，詹姆逊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衰微做了类似的评论。另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事实：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支配性的文化逻辑，虽然多国资本以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是益渗透到先前的第三世界，但后现代主义在大多数周边国家尚未变成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否我们可以说那些国家的文化更接近现代性，或者更迫切地需要现代性？是否世界只允许一种现代性？通过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接触和对搞的催化，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否获得非西方形式的现代性？

６． 虽然每个国家从过去到现在、从旧到新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性的条件，但为什么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根据西方的历史来限定现代性呢？

７．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边缘的国家，你如何进行界定？在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里，马娄认为非洲因其可怕的原始性，构成了欧洲的时间和空间的他者。这意味着我们所称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主义。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察充满了许多西方的编史著作。但是，凭什么我们为某种文化贴上原始或落后的标签呢？

８． 您是否可以谈谈中国与现代性的关系？一般认为，如果中国尚示充分经历西方式的现代性，那么您如何界定中国１９１９年以后的时期，或至少从１９４９年中国出现社会主义以来的时期？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么？***主席是不是个现代主义者？

９． 为什么革命总是以悲剧的结局？为什么所有的革命都未能达到它们的目标？我们是否还需要革命？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革命？我们可否说革命的失败同它的成功一样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１０． 理论是否可以翻译？我们的意思是，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理论不可翻译，不同文化的人产之间何以能互相理解和交流？如果理论可以从一种历史现实转换到另一种历史现实，就像意义可以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那样，那么为什么当某个民族把引进的理论运用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时，要么强行破坏历史以适应理论，要么强行破坏理论以适应历史。

１１． 在当前的文化研究里，意识形态是个关键的术语。自从阿尔都塞和威廉斯以来，它已经被作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我义的限定。意识动态不再用于表示一套人们可以屈从或超越的错误观念；这无处不在，到处蔓延，作为社会物质生产进程的组成部分（威廉斯的观点），意识形态成了文化的一个主要万分，而且，作为对历史这种不在场的事业的再度分化（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成了对不可再现的历史的一种认知的测绘。这里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何时变成一种不可逃避的牢房？在阶级社会里是否一切真理都是意识形态的？历史绝对拒绝再现的看法本身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么？如果是，对于先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我们使用什么术语呢？就意识形态政治或争论而言，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意识形态优于另一种，或者比另一种更忠实于历史？

１２． 正如后现代主义被宣称是历史的终结一样，它也是个“意识形态终结”的世界。但是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这当然只对后现代的理论家才真实。对美国的福音派信徒，对埃及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反爱尔兰自治者的英国人或英国的法西斯分子，这很难说是真实的。虽然有些意识形态可能已经破产（如新斯大林主义），但仍有一些不断蔓延（尤其是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自由市场竞争等）。请问，你如何考虑这种不寻常的反讽：在一个由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世界上，知识分子却断言意识形态政党已经过时？如果权力、欲望和局部利益是现实的实质，那么为什么谈到意识形态时仿佛有某种超越它们的东西，仿佛它们总是可以改变的？

１３． 詹姆逊在《时间的种子》里说，差异政治或微观政治的前提是在全球范围内使真实和客观的差异普遍消解或拉平。但是，如果同一和差异之间的二元界限已经消失，人们如何能确定后期资本主义是否在削弱或取消差异或同一性呢？此外，性别压迫、阶级压迫或少数种族压迫是同一性的意识形态的结果还是差异性的意识动态的结果？

１４． 如果微观政治在理论上是全球范围的真实和客观差异普遍削弱的结果，那么它似乎包含一种反对后期酱主义物化过程的激进的反霸权冲力。但伊格尔顿对当代理论的论述在这里很难与詹姆逊的说法相容。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我们这处知识分子生活本身也物化的时代，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征象，用诺斯罗普•弗莱的话说，就是在知识的股票市场上以一种观念方式代替另一种观念方式。你对此作何评论？你是否认为詹姆逊和伊格尔之间真正存在着分歧？

１５． 莫菲和拉克劳告诫我们，我们常常“从一种总体性的本质主义走向另一种本质主义”。倘若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每一种话语都可能是本质主义的，不论是公开的还是含蓄的。盖亚特丽•斯皮瓦克一再表明，我们只能是本质主义者，因此她提倡“本质主义的战略运用”。你对此是否同意？在什么情况下，对本质主义的运用是可行的、有效的、解放性的？

１６． 是否可以说，不论明确还是含蓄，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任何理论化的行为都包含总体化？如果理论化总是包含总体化，那么是否可以说，总体化是一种“原罪”，非总体化不是不加区别地取消总体化，而是解构某种目标话语的总体化，在建构自己的论点和叙述中重新引入总体化？如果总体化本身不可避免，那么了解总体化服务的对象，了解它所压制和破坏的事物，是不是更恰当、更合政治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说，总体化本身没有任何错误，错的是它被用于什么目的？

１７． 对当代争论中纵横交错的反讽的转换人们常常感到困惑。差异政治常常也被称作同一性政治。用以反对霸权结构的群体或集体的身份，既以差异和压迫的基础又以同一性或团结为基础。你对这些问题有何看法？

１８． 你可以谈谈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系吗？

１９． 你能否谈谈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义是否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后果？如果后殖民主义的出现缘于后现代主义，那么其他当代的话语，如女权主义、“怪异”理论、甚至新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后果？

２０． 西方世界是否已经超越了东方主义？或者说，西方是否仍然受东方主义者的东方原型及其对东方设想的影响？今天世界上是否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东方主义？

２１． 由于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东西方或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不同。从前的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似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仍然次于西方。简言之，西方正在重又征服东方或第三世界，但这次不是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跨国资本、西方的技术以及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赞同或不加批判的接受。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式的帝国主义之下，是否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殖民时代？人们如何使后殖民与新帝国主义的一些事实统一起来？

２２． 在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政治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在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是否有重大区别？如果一个人深知自己学科的学术规则，并证明在该学科的知识、分析和写作方面颇有成就，那么他似乎就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但是，除非一个人对知识和文化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对社会生活作出批判的反应，否则他就不能被视为是合格的知识分子。一个人该如何做才能同时成为学者和知硕分子？如果有许多学者不具备上述那些知识分子的品质，你认为这种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既有个人的原因又有机制的原因？

２３． 过去三十年，出现了一种过度发展的以“后”为标志的话语。共同的前缀“后”似乎赋予所有这些平行的或衍生的反霸权运动以一种连续性，而它们的连续性又被批判的目标或研究的客体记录下来，如逻各斯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等。是否可以说，除了维护分裂的、不连贯的、局部的叙述和论证的价值之外，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利奥塔说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是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我们是否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也在编织它自己的宏大叙事？

２４． 如果意识形态一般是对现实的一种归纳或破坏，那么对后现代的差异或区分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否是当务之急？

２５． 特里•伊格尔顿曾说，相信普遍价值的可能性虽然不错，但允许普遍价值繁荣的那种物质条件尚未形成。你对此作何反应？如果你同意伊格尔顿的观点，你能否勾勒一下促成普遍价值的特质条件？

２６． 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是怀疑和动摇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那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会选择？

２７． 在金融资本时代大学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大学曾经是独立自治的思想和知识的空间，或不受资本直接影响的自由教育的窨，那么当大学与公司和商业联姻时，或者像三好将夫所说，当信息和知识在大学向金钱屈从时，它如何能保持这种独立性呢？

２８． 研究性的大学日益接受跨国公司的捐助并服务于跨国公司（与传统的服务于国家并接受国家资助相对），因此跨国公司可能越来越多地在跨国范围内对大学产生影响。于是，学院资本主义和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正在改变大学的性质。大学应该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呢？大学会像十九世纪那样改变它的机制么？

２９． 我们想花些时间讨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辩证地看，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本质上并不是固定的。在某些历史时刻，民族主义是进步的话语，但在另一些时刻，它被用作国家或宗教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同样的相对性对国际主义也适用。它可以指的交流、对话和理解的过程，也可以指跨国资本的逻辑。在什么情形下，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解放性的，政治上是正确的？在什么条件下这些话语是压迫性的、反动的？

３０． 正如本尼第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民族主义不只是世界上一个有待发现和探讨的“客体”，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以理论构成的――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构成。在最近对民族主义的探讨中，明显的转变之一是承认民族主义既有理论又必须被理论化，而不只是被证明存在。你对这种看法有何反应？希望你能就民族主义问题从理论上作些说明。

３１． 按照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概念和布洛赫的“非同步矛盾”的概念，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跨国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后现代）生产方式内部，当代的民族主义发展了一种残存的（现代的）主体性？

３２． 在分析审美效果时，詹姆逊提出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的测绘”：民族－国家继续其非同步的存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电影在征象上带有各自的立场倾向。通过将世界上一系列文化的观点相结合，詹姆逊获得了一种更大的世界制度的总体感，并指出了形成关系研究的原因：“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然使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来自外部的新的看法，只要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内我们自己是正在有力地发生作用的构成的力量（也许不完全知道）。”詹姆逊是否在寻求某种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东西？是否在揭示反第一世界主义的一些特点？随着全球经济的扩展，在什么意义上“认知的测绘”对理解民族主义的“奇怪的不合时宜”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３３． 新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这种发展是否会导致新的构成的、潜力巨大的社会组织或新型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