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广泛地涉猎多学科和跨学科领域,他的文化批判对话不受传统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不同的理论流派相交锋,通过问题意识来回应现实,这无疑丰富和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霍尔开辟了多渠道研究方法和多重叙事话语,为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关注比原来的文学视野更加宽泛的话题,他关注反霸权的政治立场,重新认知全球语境下的“去体制化”。毫无疑问,霍尔的著述改变了过去认为学术(尤其是文学、文化)远离现实、退避政治的观点,激发知识分子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愿望,让理论与实践得到真正的结合,让知识造福于现实社会,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完善,建立持久的民主、和谐发展的公民社会。应该说,本书的内容是丰富的,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本书初稿在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答辩时,各位答辩委员在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从本书最后的定稿来看,作者采纳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从而使得本书更加充实,观点更加鲜明。
当前,国内不少学者十分关注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构成的挑战。其实,我们如果从霍尔的学术道路的发展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从文学研究逐步过渡到文化研究的,后来又是如何以其犀利的文化理论对文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当然,有人认为,随着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解体,文化研究的盛期已过,文化研究内部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仍然更为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只是过去的那种封闭的以英语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已经突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注重其实践性和批判性,它作为一个教学体制内的实体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它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它的所有代表性人物,例如,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等,都是早先的杰出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的身份转变正好说明了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正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第二个方向正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方向。而霍尔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足资我们参考和借鉴。
王 宁
2008年1月28日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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