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乌托邦赛跑《乌托邦的罪恶与救赎》

说起君特·格拉斯可能一些人不知道，不过说起《铁皮鼓》，估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这本《与乌托邦赛跑》正是他的作品，不过不是小说，是随笔和演讲集。

我是被这本书的名字吸引的，与乌托邦赛跑，好名字。看到一半，说实话有些失望，因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其实是作者的政治观点的阐述。由于对新中国后那些小说的阅读经验，我不太喜欢作家与政治过于靠近，因为这会让文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者对权力的确认。德国在二战之后，很多作家也是持这样的观点。阿多诺有一个着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于这一点，格拉斯显然不能同意，他没有把这句话看作禁令，而是看作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关于时代、道德和人性的无法弃置的尺度。实际上，试图遗忘奥斯威辛是不可能的，在奥斯威辛之后，不管写什么题材，都不能不经受奥斯威辛的质问与检验。与当时在德国流行的一种“零起点”的写作态度不同，格拉斯认为奥斯威辛不应该被避讳，而应该变成一盏灯，照出我们的暗影，以此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获得一种痛感和耻感，根本不可能从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引出每个人的责任，并且担负起来。”看到这里，我开始佩服格拉斯的道德自觉和拒绝遗忘与自我麻醉的态度。“政治家们喜欢肤浅地谈论‘克服历史’，作家们则更多的去解开伤口，不让任何东西过快治愈，使人们记住德国历史的罪过。一切都不应该随时间而消逝。”

但是奥斯威辛的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并不是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下面的一跪就能一笔带过的，也不单单是德意志这个民族对犹太人这个民族所犯下的过错。它指向每一个人的内心，即使我们没有参加过党卫军，没有亲手杀过犹太人，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对奥斯威辛永远免疫吗？当我们足够强大到可以任意对别人施暴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用人道主义和理性来约束自己吗？连一个小孩都会无意识地虐待落入他手中的小鸟或小虫子，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天性？就像今年的两部德国电影《朗读者》和《浪潮》所揭示的那样，纳粹精神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埋有种子。前者是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我以为是一部***片，心想德国人也有释放自己的时候啊。但是看到后半部我才明白，这是一部严肃、甚至让人不舒服的电影，女主角因为无知而参加了党卫军，因为简单的尽职和忠诚而充当了杀人凶手，让300个犹太人葬身火海。但是她朴素的耿直和单纯又让她不愿意说谎，她说她作为一个看守，职责就是防止犯人逃跑。她甚至质问法官“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办？”。于是在法庭上同案的所有被告同时指认她是那个撰写杀人报告的人。而她因为羞于暴露自己不能阅读和书写的秘密而拒绝做笔迹鉴定，从而承受了牢狱之灾。她是幸福的，至少在坐牢之后，她的内心是安静的。虽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的无知赎了她的罪。还有《浪潮》，一个中学老师的教学实验，居然激发了学生心中的狂暴本性与集体作恶的人性弱点而导致不可收拾的结果。任何政治团体，人们在其中感到了安全和温暖的同时极易丧失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的精神，从而成为集体恶行的帮凶。

因此，奥斯威辛的悲剧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犯罪，而是每一个德国人乃至世界每一个人所犯下的罪。“奥斯威辛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般的人类所具有的***，它是一种可以重复的事件，呈现出有组织的，与客观必然性相联系的责任，这种责任被划分盗无法辨认的程度，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每一个参与或没有参与罪行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理解出发。那些了解知情却听之任之默不作声的人，那些本有机会却没有伸出援手的人，他们是无辜的吗？”格拉斯的诘问让每一个在战后默不作声的人脸红，让那些曾经行恶而没有勇气认罪的人暗自心惊。

在奥斯威辛事件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之后，格拉斯仍然提出让人难受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如实告诉他们，那么孩子们就会像《朗读者》中男主角的同学那样质问：“当你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自杀？”而如果我们用谎言回答他们，他们会相信吗？那样的话奥斯威辛还有意义吗？我们自己难道不会觉得不安吗？

格拉斯之所以在欧洲享有这么大的声望，就是由于他的这种不断揭开伤疤，“拒绝让任何东西过快治愈”的知识分子良知。德国人的这种勇于认错、善于自我批判和超越的精神让我敬佩。英国和法国也有过罪恶的殖民时期，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洗”去了超过两千万人，而非洲直到现在还不断地发生种族屠杀，为什么德国人一直背着上个世纪黑色十字架直到今天？今天二战结束已经65年，德国还在反思二战，而我们的文革不过过去三十年，在今天的文字和影像世界里已经稀释到几乎透明。“他们曾经容忍，策划和实施对600万人的民族大屠杀，如今，他们以同样死板的冷酷无情一再地追问原因，并且一代更甚一代地被子女们追问。罪过以相传的方式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经常把德国人的态度和日本人的态度拿来比较，似乎又找到一条骂日本的理由，却从来没有拿德国人的态度和我们自己比照。为什么我看到的文&革回忆全是受害者的控诉而没有作恶者的忏悔？在那样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中，为什么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这是多么荒谬的场景？难道所谓四&人&帮四个人就***了全国人民？难道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不明真相的无知群众？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日本人身上看到的其实是自己。日本和我们一样，是一种只有耻感没有罪感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嗜谈道德阵阵有词，实则阳奉阴违虚伪懦弱，就像日本武士失败或者被揭穿之后只会自杀一样。阿扁可以在台上慷慨激昂，而被揭发之后仍然可以跳梁作乱，还疯狗乱咬人地要和马英九当庭对质；三鹿董事长让三十万（与南京大屠杀一样的数字）婴儿肾结石之后还可以富态地稳坐钓鱼台毫不脸红；而地震中受灾最严重当时哭爹叫娘的北川县***可以在灾后拿着捐款购置十几辆豪华越野车！而我们的伟大公仆可以为猥亵女童的同僚叫屈，“现在公务员是弱势群体”！而我们的政协主席可以面对公布财产的要求理直气壮地喊道“为什么不让百姓先公布个人财产”！

当然，从来没有永远光辉的形象，即使是君特·格拉斯自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出版自传之前，他说出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当年曾经参加国党卫军，而不是像他之前说的那样只是参加了后勤部队。这个消息在欧洲引起轩然***，甚至有人说如果他在1999年之前公布这个消息，他就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倒觉得这无损格拉斯的道德形象。他完全可以隐瞒这个秘密直到死去，没有人会知道这则消息。这个消息只是解释了格拉斯的如此深刻的忏悔行为与不断的自我警示，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坚持要“在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但是个人的道德污点无损于作品的光辉，如果我们可以容忍周作人胡兰成的背叛国家的历史而继续欣赏他们文笔的秀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原谅格拉斯，战争结束他才十七岁，而且战争期间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他在战后不遗余力地在文学和政治上修正纳粹德国的罪行，在这两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虽然他自己的道德形象不再那样高大。他同时也告诉人们，永远不要迷信和崇拜，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抵抗精神”。

最后解释一下书名的意思，取自其中一篇演讲的名字。那是一篇关于他老师德布林的小说《山、海、巨人》的文章。格拉斯是一位乌托邦的反对者，因为乌托邦由于空想性和单一的目的性，往往导致专制的结果，其成果往往是一个独裁者和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就像《一九八四》一样。“一切意识形态的权力都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掌握真理，因此互相排斥，常常斗个你死我活，而官僚机构是唯一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国际型组织。”希特勒与斯大林是敌手其实同时也是同志。“乌托邦主义者虽然构想不同，但都要求让全世界分享他们的成果，共同特点是，权力由他们掌握。”因此格拉斯要人们警惕乌托邦，因为乌托邦已经被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所赶上。这就是为什么要“与乌托邦赛跑”，把历史导向理性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卡尔·波普尔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划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奥斯威辛的罪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的罪恶，与乌托邦赛跑就是最好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