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重要，却不够伟大》

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复习复旦的国贸研究生。这是一块难啃的鸡肋，弃之可惜，毕竟还是看了书，花了时间，认真学了；食之无味，说实话，我已经没有当年高考时的雄心壮志了，也没有当年的冲劲。

后来，考试还是考了危机，30分，我想我花了最大的热情和激情来回答，从美国说到中国，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从金融资本的虚假繁荣到实体经济的摇摇欲坠，再谈到战后的世界货币体系，不一而足。我想就算我说的再清楚，我也考不上了，我考不上了，可是我还是很有激情的那样评论了金融危机：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团结合作才是最不坏的纳什均衡。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宛如15.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对地主经济的致命性冲击，大银行家不计后果的对银行资本扩充和向不稳定的次级房贷市场无B计划开放，危机总是和繁荣伴随的。危机早已注定。

我们都要寻求一条出路。美国力求自保，可是固执的保守主义已经不合时代潮流，一个不顾及他人的救市计划得到的是各自经营，一盘散沙。

大革命时代总是有类似思想家的评论人针砭时弊。许知远就是这样有些许执拗，文字些许诘屈聱牙的评论人。

对西方传统传媒尤其是报刊杂志的熟稔影响了许知远自身的文字格式：力求简练，直接到位并且以诸多引用见长。这样的评论文章风格，或许可以使许知远成名，却无法得到更大意义上的认可，用以前语文老师说我的，许知远太诘屈聱牙了，文字粗略，语句杂糅，断章取义。

许知远经常提及并且十分推崇20世纪20年代，60年代，这两个十年创造了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与传统。20年代出现并且至今仍然影响重大的杂志媒体有：

1917年《福布斯》创刊。

1922年《读者文摘》创办。

1929年《商业周刊》创办。

1923年3月《时代》出版，1929年7月《财富》出版，其共同开创者是亨利.鲁斯(Henry luce)之后同一个人购买或增发了《生活》（1936年购买《Life》）、1961年发行《体育画报》《人物》《金钱》《潮流》等，这是现在的时代华纳集团的第一个源头。

1925年，《纽约客》（New Yorker）由哈罗德.罗斯（Harrold Ross）创刊，这是一位“经典的、不拘礼节的乡巴佬，却要命的迷上了纽约风格”，杂志着力描绘纽约新兴文化生活，极力强调一种新颖的幽默感。

1967年，简.温纳（Jann Wenner）在旧金山以“惊世才华”出版《滚石》（《Rolling Stone》），这是一本专业音乐评论杂志，创刊号封面为约翰列侬(John lenon)，其与鲍勃迪伦（Bob Dylan）是简的偶像，为这本杂志写稿摄影的包括汤姆伍尔夫（Tom Wolfe）、亨特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乔克雷恩（Joe Clein），汤姆海登（Tom Hayden）。

这两个十年创造的文化成就几乎等同于其他的八十年，当然不是说另外的八十年不重要。对以往辉煌的缅怀成了许知远式的评论风格：对那些名人推崇备至，对当年的琐事细致入微仿佛当事其中，言语豪壮又有期期艾艾的悲伤。就这个意义来说，许知远是一个单纯的思乡客，而那遥远不可重复的昨日光辉便是其梦绕的故乡。

其他许知远不愿割舍一再提及并且同样重要的杂志与报刊有：《大西洋月刊》《君子》《洛杉矶时报》《爱丁堡评论》《经济学人》《哈泼斯》《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较晚于西方文化浪潮出现的中国思想潮必须提及几本书与杂志：《读书》、《书城》、《大视野》、《万象》。。。对于《读书》，许知远高度评价了其在80年代对中国文学复兴的重要性：《读书》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当了与《纽约客》一样的范例，它同时被学院派知识分子和高三学生热情接受。如孩子般的沈昌文将无限的好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巧妙结合在一起。然而，对读书近十年的改变，许知远否定了《读书》所做的对新时代新话题后现代问题的参与和讨论：倘若这种精神可以延续下去，他有可能升华为更为广阔的视角与更富艺术性的表现力，并有潜质最终成为一本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杂志。但是乏味的、往往是空洞的后现代术语最终主宰了他，今日的《读书》杂志看起来更好像是一本技术性读物。对这样的评价，我认为《读书》在汪晖和黄平的十年所做的改变更显现了作为一本公共知识分子书籍发言的渠道，而不再是文人与文人之间互相调侃与谩骂的阵地，从纯文学转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一本有影响力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杂志正确的选择。

正如在雪风的网络评论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读书》事件》中所说：人们宁愿把思想上的混乱看成是仅仅的浅陋和无知。但是当知识分子们在坚持不懈地复制混乱的时候，这种看上去是仅仅的无知就很值得怀疑。汪晖们不断强调思想和学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讨与交锋，但当他们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因为没有人会傻到与这样几个思想与学术上的高手在思想与学术上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要用一些独家秘制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对手中箭落马。

正是这时的《读书》首先探讨了三农问题，大量讨论后现代及其影响，对引入新思维，解决目前困境的意义是巨大的。而《读书》事件在阴谋论下则是顽固派对现实派的倒戈，此后的读书在恢复文化传统同时，丧失了其对中国社会的改良主义作用。我已不读《读书》。

比较阅读过的其他几本许知远的书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一本介绍与评论名人的年少事迹；《纳斯达克的一代》介绍并评论网络经济兴起与衰落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昨日与明日：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一本评论杂集，是许知远担任2001年《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专栏文章的结集。

许知远这样的人正如他自己定义朱利安尼、沃尔特李普曼等名人用的词语：重要，却不够伟大。中国需要一些满怀激情，充满理想的有知识有文化有格调的年轻人投身媒体业，并用他们的智慧发出正义的号角，影响同一时代或下一时代蒙昧但仍然保持对美好世界向往的年轻人，为大革命时代的人们介绍曾经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