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与惜别《渗血的手掌》

若不是读了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我也许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电影《梅兰芳》中那位年轻俊朗的田中龙一在一次次无法劝动梅兰芳之后，会选择开枪自杀。这不单是有没有完成文化侵略指标的问题，更不是因为影片处处烘托梅兰芳的艺术价值、民族气节。田中龙一这个人属于艺术虚构，无法剖析。但是，张承志所讲的另外两个人的死亡或者痛楚，倒是可以解释田中龙一的“无法释怀”。

一个是太宰治，在中国读书界因为他写鲁迅的《惜别》而著名，在日本读书界又因为他的情死而成为一个异类。 1943年，日本已经快触到战败的冰山，转而开始鼓吹解放亚细亚，甚至向南京的汪伪政权宣布放弃治外法权，那一年更召开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会议，会上吹嘘大东亚共荣的假象。

日本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号召作家们配合写作，表达时代的最强音，写出东亚亲善的宣言。太宰治就在主动应征之列，他于1944年底赴仙台取材，1945年2月动笔，而当那本薄薄一本160页的《惜别》出版的时候，日本已经换了人间。

在《惜别之意图》中，太宰称自己“只想以所谓洁白的独立亲和态度，正确且慈爱地描写年轻的周树人”。作者以虚构的“我”的口吻进行回忆，作为周君的好友，我得以近距离地理解周树人在仙台时的人生转折。但是，太宰治个人的性格，更准确的说，是战时日本的整体社会性格，让太宰治笔下的鲁迅，有了一种富有深意的偏差。

“中国人看杀头”幻灯片给鲁迅带来的精神冲击，被太宰治转换为鲁迅口中一方面赞叹“友邦日本举国勇敢地战斗”，一方面哀叹“我们国家的民众，一幅邋遢相叻”。 更让中国读者觉得荒谬的是， 本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抢食的日俄战争，被太宰笔下的鲁迅说成“完全是为了支那的独立保全，才让日本来进行战争的……”

除了受聘于文学报国会的直接原因，让太宰治对“时局”的分析和描述无法不带有意识形态宣传的粗暴。单就那个具有“独立亲和态度”的“我”来说，“我”本身也就是太宰治洁白的乌托邦的影子。“我”让鲁迅承认那场殖民战争其实是为了解放支那，“我”和鲁迅并肩一起看着火光深处的未来——东亚共荣，黄种人战胜白种人。 “我”是亲善的，感性的。“我”在尝试理解鲁迅的同时，也重新创造出了一个亲和的自己，“我”就是太宰治本人。

《惜别》出版不到三年，太宰治就携情人一起赴死。日本战败，大荣亚共荣圈的谎言，都必须让他面对自己的乌托邦的破产。这个乌托邦只能是苍白的，无法遮盖仙台时期的鲁迅所关切的血色中国，而那血污正是帝国主义的日本送去的。

另一个人是作家堀田善卫，他也被派往中国战场进行写作。他的《大上海》在国内并不著名，但是却被张承志犀利地捕捉到它的精锐之处。 他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有一种深重的苦恼：

“即便如此，还有叫做不可忘却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国交往的根本。我们互相握手时，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是血”。（《在上海》）

对于堀田善卫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毋宁更是日本自身的文化自体，理解日本的关键恰恰是如何理解中国。堀田善卫在上海街头看到日本士兵将手伸进盛装白纱的中国新娘的裙下，便奋不顾身地扑向日本士兵。他终于明白，长期将中国文化作为自身历史的日本，在一战后发展出的那种最富攻击性的性格，是多么地复杂和狰狞。

不同于太宰治终生自寄于自己的乌托邦；堀田善卫对中国的爱，与他所见到的日本军人的无仁行为，使得他对战争和“大东亚共荣”的思考远来得真实、痛切。在张承志看来，这也使得他成为与鲁迅距离最近的日本作家。

回到开头，田中龙一喜爱梅兰芳，太宰治想跟鲁迅亲和，但最终两个人都失败了。堀田善卫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在一方以文化/肤色亲善之名、行野蛮侵略之实的时候，握手的双方手心里渗出的是血。田中龙一对梅兰芳的喜爱，是建立在梅兰芳不能拒绝的前提之上的。这个年轻人最后心碎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堀田善卫式的失落，他发现了日本对中国的爱的血迹。

而正是那些曾经握在一起的手掌里渗出的血，促使张承志几度求学日本，寻访一些人，追究一些地方的近代史，艰难反省、认知，才有了这本《敬重与惜别》。全书的脊椎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为日中历史文化的障碍和顽疾把脉。张承志因为邂逅在青海支教的老日军服部幸雄老人，由此开始了对“亚细亚主义”的遗迹的寻访。几年里，他走横须贺，讲解日本海军的强大之路之后高涨的帝国热情；访长崎岛，指控核武器和帝国主义思想的蛇鼠一窝；他为“四十七士”的义节喝彩，为“赤军的女儿”祝福……同样，他为太宰治的惜别感到惋惜和不适，对堀田善卫的失落和愤怒感到欣慰……

这是一本需要直着脊背看完的书。在两个地理如此亲睦、但心理如此隔绝的两个国度中间，张承志让人看到了精神的强光，那种精神叫做和平、理解、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