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余英时的文化历史观简介》

这本文集涵括甚杂。基本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文化评论，一是红楼梦研究。关于后者，我实在兴趣不大，虽然我对红楼梦的敬仰可能并不少于余老先生，但红楼梦到底是自传还是隐含着不可告人的故事，对我这样水平较低的红楼梦读者似乎没有太多意义。余老先生试图调和“自传派”和“索隐派”，走中间路线，这种进路粗看起来还是适宜的。

关于前者，对本人启发最大的是“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一文。这篇文章明确区分了社会史观和文化史观，指出社会史观试图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不变的规律，其代表人物如孔德、马克思、布罗代尔等，文化史观试图在历史本身去寻找意义，代表人物如柯林伍德、吉尔兹等。因而，社会史观是在历史中寻找规律，文化史观则是在历史中寻找意义。对于文化史观，余老先生引吉尔兹语为证：“我相信韦伯所说，人是一种悬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我把文化当作这些网络。因此，文化分析不是一门寻求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诠释科学。”余老先生想必看到这句话时曾拍案叫绝并奉为座右铭吧！

文化评论中“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文虽然写于80年代，但20多年后读来更有现实意义。进入21世纪，“商业化、庸俗化”的大众文化已成燎原之势，相比而言，中国的高级文化尚难觅踪影。余老先生提醒国人注意的“文化危机”，如今已不是“迫切”二字所能涵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