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记忆1《有过一个真实的鲍德里亚吗？》

鲍德里亚、波德里亚、博德里亚尔、布希亚，能指虽然不同，所指却是一个：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20世纪的法国，不知道哪颗星宿保佑，除了输出时尚，还源源不断地输出思想，那一个又一个大师啊（把脚趾头加上也数不过来），为全世界多少博士候选人提供了标题、关键词、正文、引文和注释。我疑心就在此刻，就在中国的大学宿舍里，上百名文科博士候选人对着电脑屏幕大睁着失神充血的眼睛，被这群人整蛊得不轻。

鲍德里亚与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年龄相若，福柯1926年出生，布尔迪厄和德里达都是1930年出生。在巴黎的知识界同行看来，他们四个都属于“外来者”和“乡下人”，本来“文化资本”不足，后来却成为思想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而且他们端着体制的饭碗却说着体制的坏话，让人欢喜让人忧愁。他们四个，福柯活到58岁，布尔迪厄72岁，德里达74岁，而鲍德里亚，最为高寿，77岁。虽然说出道时间略晚，原本的声望也不如另外三个显赫，但是龟兔赛跑的结局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经过大红大紫之后，那三个有些“过时了”，在图像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代，倒是鲍德里亚慢热地后来居上地火了起来。在中国，陆续出了如下鲍氏著作的译本：《完美的罪行》（2000，商务出版社）、《物体系》（200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消费社会》（2001，南京大学出版社）、《生产之境》（2005，中央编译出版社）、《象征交换与死亡》（2006，译林出版社），外加八九本中外研究著作。进入2009年，国内最大的举动，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五本《冷记忆》（Cool Memories），真酷。

要搞明白《冷记忆》，恐怕还是需要了解一些鲍德里亚的生平八卦。

他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Reims），祖辈世代都是农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鲍德里亚是家中的独子，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从小就有叛逆倾向，本来读的是市重点高中，有希望考取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可是备考期间与父母决裂，居然离家出走当了一名农工。后来，回到正途上，索邦大学德文专业毕业，考取了德文教师资格，从1956年开始辗转于数所中学，业余翻译布莱希特等人的著作。

经过了十年蹉跎岁月，他下定决心要挤进学术体制的窄门。60年代早期，他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连发了三篇译文和文学评论，1966年也就是36岁时，终于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同年9月获得了南特大学（巴黎第十大学）的社会学助教职位。1968年，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出版，这就是那本备受赞誉的《物体系》。当然，1968年的年度主题是造反，鲍德里亚站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方，参与激进刊物《乌托邦》的编辑，还积极为“五月风暴”造势。鲍德里亚一度夫子自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鲍德里亚从1966年到1972年历任助教和助理教授，但是从1972年开始，他获得了南特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在学术体制内端上了金饭碗。在南特执教20年后，他于1986年“转会”到巴黎第九大学，1990年辞职退休。值得注意的是，退休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倒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

20世纪学术的一个特征是：欧陆学者在非英语世界出名了还不算出名，一定要经由英美的中介在英语世界里出名了那才叫真出名。鲍德里亚的作品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大量英文译本，而他自己也开始了那种“喷气机教授”的环球学术旅行。1988年9月21日，英国《卫报》以“鲍德里亚是谁？”为标题，用整版篇幅对鲍德里亚详加报道，不无夸张地称其为“社会学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此时的鲍德里亚顺应时势，开始了更加通俗化的写作——当然在大众看来还是深奥晦涩神经兮兮。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却在媒体上发表炸弹型文章，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未曾发生》，强调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是传媒制造的一场影像战争，符号与现实的断裂被传媒发挥到极至，这样的判断既引来瞩目也惹来非议。讽刺的是，恰是他所批判的传媒将他捧到聚光灯下，使他成了世界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他本人，也很配合地营造着神秘感。他个子不高，面部表情丰富，又伶牙俐齿。传90年中期他在拉斯韦加斯附近的威士忌彼得饭店的舞台上露面，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的服装，很有媒体所追逐的“戏剧性”。而在学术界，在道格拉斯·凯尔纳、马克·波斯特等美国学者的鼎立译介和拥戴下，从1996年起，一个“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也开始形成。锦上添花的是，鲍德里亚作为“摄影家”的声望亦突然高涨起来，他受邀参加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并陆续把影展开到澳大利亚（1994年）、加拿大（1994年）、印度（1995年）、巴西（1997年）、日本（1997年）等国家。

1997年，有一本打击面很广的书面世：《时髦的废话：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骗局》（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Abuse of Science），作者强调说“如果文章看不懂，那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它本来就没有谈论什么东西。”鲍德里亚也知道自己的著作难懂，他说：“我要写的东西被人看懂的机会越来越小了。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问题。”鲍德里亚最为“大众”的时刻，要数1999年《骇客帝国》（The Matrix）第一部上演，尼奥藏着电脑软盘的书籍，赫然是鲍德里亚的《类像与仿真》。据说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粉丝，这部电影是向他致敬之作。有趣的是，鲍德里亚根本不领情，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电影中提到他的书“主要来源于误解。”可是，根据后现代理论，误解也是一种理解，不屈不挠的导演兄弟在第二部与第三部的拍摄过程中，还是要求演员先要去读鲍德里亚的书。随后的草根追捧和学院研究，硬是将这部电影搞成了鲍德里亚的“广告片”。鲍德里亚一生中最后一个大众性事件，大概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他发表《恐怖主义的精灵》，大胆放言说：尽管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但它能反映出美国全球化本身的不道德。引起不少美国人的质疑。

2007年3月6日，鲍德里亚在长期卧病后病逝于巴黎。哲学家热内•谢黑（René Schérer）深得鲍德里亚思想的神髓，他说：“看起来应该就是这样，鲍德里亚的葬礼从未发生过。更好的是，从现在起他将一直活下去。”

是的，鲍德里亚逝世两周年了，但是他继续与我们共享这个“虚拟”的世界。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应该沿袭他的批判性姿势，调皮地问一句：有过一个真实的鲍德里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