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听胡适讲掌故》

曾托人给我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结果当时没有买到。越是没有心里越是难受，据说那可是一本充满八卦掌故的书呢。呵呵。

早先看过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觉得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适。唐德刚是胡适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书结尾处说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然而，看完《胡适杂忆》后，我个人却觉得这本小书却是了解胡适斯人的最好读物，难怪江湖会有言称：了解胡适“先读德刚，后看胡适”。

1949年，胡适离开北大前往美国，开始其一生中最为黯淡的一段岁月。没有生活开支来源，除了学术与写作，没有其他谋生之术，只得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以此“谋生糊口”，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适和唐德刚往来密切，唐德刚可说是胡适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叙述与评论交相辉映，作者把胡适的抱负、品行、学识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以杂忆形式随性讲述，皆是作者亲身感受，逼真贴切，活脱脱地再现了晚年时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适先生。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语言尖刻、风趣与超脱。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然而这些并不影响胡适在弟子眼中的光辉形象，“（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变态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变态开来”。

关于胡适的生活细节，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记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说到底，胡适毕竟一书生。他最为中意还是读书与学术。本书也记录了几件小事，说明适之先生的书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时值珍珠港事变前夕，中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当时此为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延请大使先生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察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位书谜，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把那些大员凉了个把钟头，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扑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和这批大员大谈其“善本”的经纬。

作为一个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适的一生曲折而又复杂，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我废话了一堆还是因为手头没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以下数语为转载）

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以下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摘，可与《胡适杂忆》互相参照，互为补充：

钱锺书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颂平吃午饭。先生谈起《碑传集补》里收的“吕佩芬家传”说：“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谈起杨昌济，他是***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张荫麟等

1960年3月27日

先生今天对胡颂平说：“我昨夜一夜之间把五百多页的《张荫麟集》看了一遍，因为书内有许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张荫麟是广东人。广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边区。凡是边区地方都是守旧的。像梁廷柟、康有为，都是边区守旧思想的反动，因为边区先和外国文化沟通的关系。张荫麟是清华毕业的，很聪明，37岁就死了。集内的‘尚书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还有一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传’，也写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这个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种病，在他那个时代无法医治，在现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过的《张荫麟集》，上面都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张荫麟说他的译文是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对他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于是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字，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说：“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胡颂平因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者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序伦。马序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他只旁听了先生的几天课后，才丢了旧的来跟先生吗？”先生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

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冯友兰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这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1961年2月7日

“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印书的人不能有错字。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一生向人借的书从来没有人不借给我。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

丁文江和傅斯年

1961年6月30日

胡颂平因事出去半小时，回来经先生的书房门口。先生看见了，好像在书房里等他似的。笑着说：“秘书先生，刚才我想请你替我拟一个应酬的贺电，你出去了。我自己拟个白话的，你看这样说法可以吗？”这个电文是：

中央银行徐总裁柏园先生鉴： 明天中央银行在吾兄领导之下复业，这是自由中国的一件大事。敬祝贵行前途无限的发展。胡适。

胡颂平看了之后，当然说很好。他因今天先生突然喊他“秘书先生”，于是接着说：“先生： 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去了。”先生问：“他们指的是哪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一位是傅孟真。”先生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当我的老师。”

摹临及张大千等

1961年9月5日

下午，有一位客人郑君送来《大学衍义》（崇祯本）和《大学衍义补》全部二十四册，希望出售，还带来祝枝山的横幅及董其昌的册页。先生欣赏祝枝山的字，说他写得飞舞；董其昌的字，就不太喜欢，而这本册页恐怕不是真迹，更不欣赏了。又说他最讨厌赵孟頫的字。于是谈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的一位会作诗的同学汤昭（保民），“他说我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模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学什么人的画，就像什么人的画。有这样的本领，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张大千学八大山人，便可以乱真。他在美国博物院里发现有一张他的画，美国博物院是花了三千美金当作八大山人的真迹收进的。后来大千向美国博物院说明这张是他的画，被卖画商人当作真迹卖了。他承愿私人出三千美金把它赎回来，不愿有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迹留在美国博物院里。这件事，张大千这个人有可取的地方。”

胡颂平问：“当年汤保民说先生写字真笨，这大概先生天分特别高的缘故，不愿意摹临人家的字吗？”先生说：“不，你看我少年时候写的字多难看！”

梁启超及王国维

1961年9月20日

胡颂平问：“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谱长编。里面有他给先生的信，是谈‘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事，不晓得后来有没有编成？”先生说：“他给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长的谈词的信，你没有看见吗？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给他的家属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国图书大辞典’，后来好像没有编成？”

胡颂平又问：“任公先生只有57岁。看他50多岁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先生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李敖

1962年1月2日

这一期《文星杂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先生看见了。胡颂平问李敖的文章怎样？先生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