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物语《艳阳高照，梨花遍地》

艳阳高照，梨花遍地

——记严歌苓《穗子物语》

□ 文/张铃

这是个系列小说，文革中，一群整天穿着拖鞋的女孩子们，一天到晚窝在一起闹她们自己的事：踩某家的煤球，偷某家的萝卜干、堵某家的下水道、对准楼下的人泼水，捉奸，找吃食……孩子们自由自在，冷冷地关注着这疯狂了的城市，眼神无辜，心思却时有邪恶。街头巷尾，家长里短，乃至孩子们自己的纷争动乱，怀春，恋爱，暗暗的同性之呵护，都围绕着这个名为“穗子”的女孩子。有如二月的春风，吹得柳树儿发芽，小草儿冒尖。恰巧，严歌苓又写了《梨花疫》，画了一场迷离烟雨，在梨花街的梨树下，一个女乞丐与一个老头子的乱世情爱，于是，这本书，就有了些阳光灿烂梨花遍地的早春意味，料峭着，乍暖还寒。

穗子，这小女孩子有时是女主角，有时是叙述者，从9岁到15岁，有她难割难舍的亲情，也有她童年时候所有美好的记忆。身材不高但个子精干的外公，有他自己的精明机智，有他颠扑不破的世俗的生活智慧以及淳朴宽厚的爱。这是老式的开场白，以其朴素而动人。

饥饿，是文革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吃，就成了那一代人爱的表白与生活的全部意义，因此，穗子外公给穗子留着的化石似的橘子，沙炒过的西瓜子，风干了的鱼等等，都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日后，穗子回忆到的外公，也就在这祖孙俩对吃的默契。耿荻给大家找来的处理的罐头，虫咬烂的红枣，快过期的皮蛋……也占去了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吃东西，是她们由衷的快乐，找东西吃，是她们乐此不疲的活计。而在这吃与找的忙碌中，也有她们自己的勾心斗角不要脸面，斗争，是文革的另一个显着特征。一群古灵精怪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团结起来，在高处，泼乞丐萍子与老余头的冷水，懂得用计谋抓住小顾偷情的证据，懂得调戏捉弄小顾与她的解放军情人，懂得攻击对方的弱点……这是《穗子物语》里冷酷的少年时光，阴暗时代下的阴暗心理，郁结了幸灾乐祸与无动于衷，放肆得很。

然而，那同性之间的爱与呵护，也极动人。《拖鞋大队》里，高尚、体面的将军女儿耿荻，内心高贵，不肯屈就低俗的粗言俚语，连上厕所，也那么文雅。她带着对文艺的幻想欣赏着文艺家的后代们。“这个耿荻要是个男孩该多么可爱。她想或许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暗暗爱着一个有可能是男孩的耿荻。她们阴谋加阳谋，不断伺机要揭下耿荻的伪装，其实就是想如愿以偿。”这是拖鞋大队最美好的时光，接下去，盛极必衰，灿极必败。

《白麻雀》里的斑玛措真是个烈性的动物，她来自一个动不动就以物寄情的民族，可以不嫌麻烦地背着沉重的象征，不辞辛苦。她生得粗枝大叶，却情感细腻丰富，把文工团的小蓉看得很重，竟为小蓉的回家而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得这样重，总是有点不祥。”斑玛措与小蓉的和解在小蓉奶涨的时候，斑玛措“把头埋进了小蓉怀里，嘴巴衔住了小蓉的***。她吸了几口，将吸出的乳汁吐在茶杯里。那里艳黄的乳汁，惹得女兵们一阵反胃。”这个本来有些色情的场景，在斑玛措这里丝毫不揶揄，也不难堪，只觉得理应如此。有天造地设的情义与理所当然的亲密。

初恋是美好而惆怅的，《灰舞鞋》里的穗子又执着又天真，又任性又自以为深沉，她15岁，已经与22岁的步兵邵冬骏恋爱，他们写着信，不便说话的年代，约定了很多手势：收信、见面……都靠比画着联络“旗语”来沟通，要不就是玩眼神。有人捣乱，生出重重误会，折磨着小穗子的心，她下了决心要问他一个真实：“她加快步子。现在好了，冬骏就在她旁边。她的手动作已大得不像话，拼命要冬骏看她绝望的追问：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冬骏扭过头，对她使劲皱起浓黑齐整的眉毛。眼睛向队列一摆。她明白他是在下命令，命令她马上归队；众目睽睽之下，不要命了吗？她不服从他，手一直停在第三颗纽扣上：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画面已经很可怜，又委屈又伤心，还要有气无力地追问，偏偏，这二十二岁的排级军官开始讨厌这段恋情，恨不得能抹掉他从头到尾所有的投入，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来搪塞她：年纪太小了，职位还这么不起眼。冷静的严歌苓也是煽情高手，竟将这委屈发挥到极致，她让小穗子信誓旦旦地说：“那我会努力练功，争取早一点提干。等到我十八岁……”邵冬骏这时候有些毫无办法了，只好柔软地拒绝：“好好当你的兵，就算为了我，啊？”，情迷心窍的小穗子马上以为有转机：“好的，好好当兵。那你还爱我吗？” 这种固执，搁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叫人心痛。虽发现自己爱上的是对爱情的想象，到底还是不甘心，严歌苓将初恋时候的种种悸动写得传神极了，而这叙述过程的节奏感，也揪心极了。

作家的高妙在于她写作时候对情感的处理，画面闪回，严歌苓写到穗子与步兵的初次见面：“她沿着橙林间长长的小径向他跑来，左脚穿着一只灰舞鞋，右脚上却是一只绿胶鞋”，这滑稽的小丫头那样不可思议地打动了他。“她十四岁的年龄使他生出带有罪过感的柔情”，“他深知自己可怜的词汇量，这一刻却想起‘楚楚动人’来”……最后，女人公与叙述者融为一体：“后来做了作家的小穗子想，原来舞蹈上万年来袭承一个古老使命，那就是作为供奉与牺牲而献给一个男子”。至此，小说已然在山重水复层层纠葛之间渐渐明净，爱情也终于烟消云散再无痕迹，却留下此去经年固执的感慨。这一刻，叙述者与她笔下的人物充分交融，有浑然一体的完整与真实。遥远的追忆，终于落到实处——一个血肉女子与激情女子的恋恋风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群体的疯狂是隐隐约约的，拖鞋大队的女生们骑了50里自行车才看到了他们各自的父亲，千方百计献出自己搜罗到的宝贝，反而害得父亲们挨批评，接受再教育。个人的历史也就是群体的历史。老余头的轻薄也有着浓情，他顺着萍子的手摸到了萍子的身体，却在瞬间体悟了自己所有的风流沧桑以及眷恋不忍：“抽回空空的手，掌心的那个凹凹，是刚给她怀中的凸凸塑出的，还带三十七度的体温。余司令感到和他失散的所有相好都在掌心的凹凹里。余司令五十多岁了，懂得了珍惜。他糟蹋过多少真心啊，现在老了，明白真心是见一分少一分的。他看出对面怀抱里的一分真心。长远或短暂，现在哪里去找这样实称的真心？城里女人搁一块炼，也炼不出这点真心来。”

严歌苓在这个小说里极尽对比之能事，热闹中掺和着寒凉，穷酸里有万种风情，脏与丑里有深厚的真与善，凌乱与潦倒里自然有秩序。因此，她的这个小说，阳光的一面令人忍俊不禁，悲哀的地方叫人一看三叹，端着成长中的种种心事与文革中种种不如人意的世事，演给人看，有缠绵不尽的快乐与生涩懵懂的喜悦，也有坚硬凉薄的世态，多变易改的人性。

严歌苓的笔墨极自由，既严密，也松散，看着象是要跑马去边疆，却又在路上拾一个石头摘一朵花，因此，那小小的愉悦，是一路踢踢踏踏，叮当作响。本来是写角儿朱依锦，却冒出个韦志远来，韦志远令穗子头一回有了心事：“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个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这是大悲凉里的小欢喜，插科打诨，好比穷途末路饥肠辘辘的时候看到的一只兔子，仿佛有趣，却在接下去的时候，夹着更大的荒凉与恐惧：韦志远老是想给朱依锦写剧本，码出成堆的字，却总是埋没在穗子爸爸的床底下，喂老鼠。角儿朱依锦是个美丽的人，“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而这走起路来乘船一样的朱依锦，经不起文化大革命，吃了一百片安眠药，再也没有醒来。她闭着的眼睛光着身子在医院的走廊里任人看。而穗子，也成了一个闷声不响的人，固执地守着那具尸体，不肯回家过除夕。向往、忽略、怠慢、屈辱、以及反抗，乃至无可奈何的默然，都写得淋漓尽致。而原本分叉的文本，在这时候合在一起，是个团结起来的***花，拧着文革时候那些人的生命。沉默的，喧嚣的，忍耐着的，不能忍耐的，一一亮相，各自有味。

《拖鞋大队》将同性之间的亲密情义写得很清澈，但也将文联大院里出来的后代们的鸡零狗碎，天真里藏着的杀机，争斗，不信任等等写得刀光剑影。小姑娘们彼此打击，做妹妹的攻击姐姐，李淡云堕胎，做母亲的埋怨女儿。只有耿荻，全身照顾，却又成了大家最不能忍受的事，分明，大家都盼望着她是男孩，才对她忍无可忍集体发难。耿荻其实就是异性特征强化了一点而已，干脆利索，不失将门风范而已。耿荻同情弱者，永远站在被欺负的那方，而被欺负的那个呢，最后反而联合了集体来攻击她。所以，这里的背叛，简直令人心酸，因为它直指人性伤害人心，将当时对友情对集体的一腔热忱割得鲜血淋淋。这大概是文革那一代人最早的失望吧——幼年时期便无法信任最亲密的伙伴们。

而患难里的真心，也使背叛变得可以接受以及理解，做妻子的小顾为了丈夫杨麦的劳改，以身体套住一个军官，使他对自己的丈夫好一点。看到这一则《小顾艳传》，只觉得那粉红的花边旧闻，既温润又潮湿，有它暖人的地方也有它不干不净肮脏愚蠢的地方。而乱世里彼此的理解，在那时那刻也还很难得，甚至称得上美：“杨麦上来，拉住她冷冰冰的手，搁在自己裤兜里。她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沉默在说他全谅解她，因为她毕竟用一个女人仅有的招数换取了他的自由。他把她的手捏得很紧，灾难多么美好啊，它让他们越过背叛而盟结。”在杨麦拉住小顾的手的时候，几乎以为这感情应该如范柳原与白流苏，终于可以过个十年八年。不料，文革过后，日子好转，杨麦又在外头有人，两个人到底还是离了婚，留着小顾一个人抵死里不信文革就真的再不会回来。她不甘心这男人曾经那么依仗她却终于还是蹬了她。这就是男人的恶劣，《穗子物语》里写尽人的恶劣，这也是该书寒凉的地方，它毕竟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有着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印记：斗争。

斑玛措是一个有着嘹亮嗓子的好歌手，粗旷里甚至有着愚蠢，但她对人实心实意，一层泪水就隔开了她的爱与恨。被文工团招进来之后，百般改造，受了种种的苦，才变成一个大家喜欢的文明人，可是，这文明的改造没有成全她，反而毁了她：她在与草原彻底断了奶，终于学会做一个城里人的时候，被文工团打回草原。本身层出不穷的繁文缛节，足够令人气馁，而严歌苓偏在最后还来一个回马刀：多年后的斑玛措与她深爱过小蓉见面，彼此已经完全陌生，小蓉的拿腔拿调与斑玛措的手足无措，最后全部化成一只靴子，被斑玛措发泄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严歌苓的冷静，也在这时候给了现实世界一记巴掌，这最深厚的情义，经不过时间的捣腾，完全死亡在物质文明与精神优越感之中，斑玛措那笨拙的爱，宛如牡丹，盛开之后，猝然凋落。人物们今昔境遇的对比，也让严歌苓的这本书记载了那一代人“堕落”的痕迹——人，就是这样自己摧残了爱和美。

严歌苓的文辞风流，宛如音乐。《梨花疫》写得颇细致，语言跳脱灵醒，质朴，生活化，五十多岁的余老头与正值妙龄的奶着孩子的叫化（萍子），带着一股地道的乡土味与男女之情，象是黄土高原上痴心憨爱着的一对情人，在梨花街的梨树下温暖地晒着太阳，对着梨花默默调情，眉眼儿忽闪忽闪，直把人撩得心慌意乱。这段故事，甚至吸引了这个老男人的诗情，写着三十多页纸的《梨花疫》，直到萍子滴答着奶汁与儿子一起被当成麻风病人拖离了众人的视线，故事嘎然而止，只剩下余老头的眼泪，冲出被面粉遮住了的皱纹多过常人三倍的脸。又粗俗又美丽，又温暖又寒冷，还带着老泪纵横的伤感与啼笑皆非的闹剧意味。有陕北唢呐的尖利悲伤。

《灰舞鞋》里的邵冬骏与小穗子的恋爱本就在文工团进行，严歌苓将叙述者的描述与主人公的感受参差在一起，更加有它内在的乐感：“好好跳，为了我。”——“那六个字在交响乐的伴奏中是六声单调平直，朴实无华的定音鼓”严歌苓已经给了定音鼓给它。

“小穗子坐在黑暗里，想着冬骏的多情。黑暗里有年轻的女兵的身体气味，是微微发咸的，也带点酸，被一种安全感加热。浑浊的，温热的安全感把小穗子排斥在外。她隔一会看一下她的夜光闹钟。闹针指在四点半上。每天冬骏的闹钟也在同一时间起闹。在他救她之前的许多个昏暗清晨，他和她混在一群练私功的人里，默默相望。时常有十一二个人练私功，加上两个勤奋的提琴手。练功房并不比白天清静，但它成了两人相约的一种仪式。在一片耳目下，两副目光就那样打游击；你进我退，你驻我扰，你退我追。”——这一段写得非常深情，又柔软又缠绵，款款的文字缱绻不已，象是小提琴在悠悠表白夹在热闹繁复的多声部多器乐的交响乐中，纤细而克制的激情夹在膨胀着的主旋律里，有动作，有背景。

严歌苓文字的音乐性，在这本书里，令人眼花缭乱，心弛神动，因为她没有限制自己要将哪一曲演到底，所以，每一篇的节奏并不一样，器乐的配置，曲调的创造，人声的选择，乃至伴奏的和声，都各有特色的。

严歌苓的文字，细读起来又十分绘画性，《白麻雀》里的斑玛措的笑是“一摊笑”，“她偌大个身躯顷刻间会哈哈哈地坍塌成一摊或一堆，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地面都任她翻滚踢蹬”。她“没有彻底被物质文明社会同化的人往往有着动物的感应。像嗅觉、像触觉、像汗毛孔的一次超常扩张。她像鹿一样感应到了不幸，像母牛一样对这不幸感到不安却无奈”。这里面的原野气息与动物本能，都极粗糙，但是，严歌苓就是这样，由斑玛措笨拙地演这个幸而不幸的角色，由她用漫长的时间去习惯人类层出不穷的把戏，与空洞的没有真爱的世界。这个小说，从故事到语言，都出奇地稳健彪悍，纵横驰骋，外加着斑玛措辽阔耀耳的歌声，非常有民族特色，而小蓉的甜蜜的细细的女高音，更反衬了斑玛措的豪放大气，笨拙质朴，宛如徐悲鸿的《马》，斑玛措就是那奔腾撒欢的马，小蓉是马蹄边的小石头。

严歌苓的文字十分绘画性，十分音乐性，也十分戏剧性，所以，很能抓住读者的眼睛。唯一遗憾的是每篇的结尾都太匆忙，不够饱满，在完全意料不到的地方嘎然而止，最后落得余音绕梁，惆怅不已：“外公去世了，亲人栏里只有一个人，当然是穗子。”斑玛措刚拿儿子出完气，丈夫就在门外了，她马上要应付丈夫进门后的局面，故事宛如一扇门，在这个时候，将读者堵在门外。清官难断家务事，读者难知斑玛措关门之后的生活，严歌苓不说，但也说得差不多了，不过，总好似有遗憾，叫人想起张爱玲的三恨：一恨百合无色，二恨海棠不香，三恨《红楼梦》未完。严歌苓的《穗子物语》，就叫人恨得牙关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