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增订本）《怪脾气是怎样炼成的》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怪皇帝，其怪异程度在怪皇帝扎堆的朱明皇朝中也不遑多让。朱重八杀人甚于砍白菜，喜欢把犯罪官员扒皮填草挂于衙门之上，儿子老四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把杀戮的目标对准了皇族贵胄，“诛十族”便是此君的发明。于是，传统一开，后世子孙们便乐得仿效，一个一个玩起不同的把戏来。正德不做皇帝爱做将军，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朱寿”，嘉靖皇帝专爱炼丹，人间做皇帝，天上则做神仙，万历之后的天启帝是中国历史上木匠活做得最好的皇帝，总而言之，这些个皇帝都有点不务正业。然则万历皇帝却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于是那些个皇帝的种种劣迹在这伟大的记录面前，无论如何是嚣张不起来了，明朝最怪皇帝称号还是顺利成章地落在了这位二十八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头上。

万历的怪脾气很容易被后人声讨，因为不上朝的怪脾气总是让人联想到皇帝性格的懒惰、放荡和能力的低下，明朝的衰落并导致汉人王朝被来自白山黑水的鞑子取代的祸患，被普遍认为肇始于万历年间，是皇帝的怪脾气使得天下易手，江山变色。然而谁也没有去追究为什么万历的脾气会如此怪异，以及这种怪脾气是如何在万历的一生中逐步演变并最终登封造极。直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将万历皇帝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世人才慢慢地了解到万历的怪脾气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没有多少人知道万历皇帝也曾经想做一个有为青年，打理好祖宗的江山社稷。登极之初，他“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治理好国家的愿望如此迫切。万历对各种礼仪也很注重，尽管这些礼节可能十分繁琐和累人。1585年北京大旱，皇帝亲率百官步行至天坛祈雨，酷暑之中步行往返于郊外的天坛，哪怕是陪同的官员都感到极度疲惫，何况主事的皇帝。前前后后多少位皇帝，也只有他一人不用轿马，以步行的方式来显示诚意。更没有人知道，万历皇帝其实聪明过人，十岁时便能挥毫泼墨，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正是因为万历聪明，所以才能洞悉王朝政治的真相，以至于怠工二十八年，群臣亦无可奈何。

若照这样子发展下去，史书在描写万历皇帝的时候就该用上“有道明君”的字眼，但是一件大事的突然发生打乱了这一进程。主持朝政十年之久的首辅张居正去世了，张居正主政期间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密切合作”，强力推行改革，试图改变官僚机构无能低效的局面，以世俗的效率原则代替孔孟的圣贤之道，因此引起了许多朝臣的不满。张居正一死，他们纷纷揭发张居正主政时任用私人、打击政敌、受贿腐败、作风奢华、品性不良。万历皇帝幼年登基，孤儿寡母，张居正既是万历的老师，又是第一辅佐大臣，对万历管教极严，留给万历的统统是大义凛然、大公无私的恩师形象，孰知真相竟如此不堪。万历年少时连赏给宫女的闲钱都没有，只好记账留待有钱时再给，与此同时，张居正却可以广蓄绝色美女，难免令长大后的皇帝愤愤不平，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张居正固然并非善类，难道那些攻击他的官员就个个作风纯正，忠贞无比？他们不过也是借题发挥，以泄私愤或者谋取私利。皇帝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表面道貌岸然的官员内心却是无比的阴险，一句话，官员里没有一个好东西。

经历了张居正事件的万历，渐渐地对官员们失去信心，如果官员们不去惹恼他，那也就罢了，偏偏在一件事情上，皇帝和大臣意见不一，坚持不下，那就是立储问题。万历深爱皇贵妃郑氏，所以便欲立她的儿子常洵为君，但是常洵并非长子，宫廷规矩立长不立幼，于是大臣们坚决不同意皇帝的这一想法。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是王朝的根本问题，不能因为皇帝个人喜好便废长立幼，否则将动摇统治基础，大臣们振振有辞。万历想尽了办法还是不能让大臣们同意，这中间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着无数斗争的过程，迫于成宪和道德压力，皇帝退让了、妥协了，大臣们赢得胜利，代价是皇帝罢工了。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报复的意念”。也可以说，在立储事件中，万历皇帝治国的信心被彻底摧毁，既然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自己称心如意，又何必还要陪这些不识相的大臣玩下去呢。

于是，皇帝的怪脾气就这样炼成了，他不上朝，不见大臣，不出席仪式，不批阅奏章，不提拔官员，把自己软禁在皇宫中。我常想，一个皇帝不出宫门数十年，自绝于权力，生活也会是很孤独的吧。当他死后被放入定陵，也将继续孤单，躺在他身边的不是他最爱的女子，唯有这个女子，看透了他的软弱，看到了他的伤痛，把他当作丈夫而不是主子。在万历将死之际，却得把这个女子遗落在冷宫，他应该会再一次露出无奈的笑容，想起自己这辈子都被束缚在皇位上，哪怕富有四海，哪怕惟我独尊，却始终不被当成人看。

皇帝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皇帝神秘的宗教性的力量，作为天子的皇帝应当睿智、公正、圣裁，符合臣民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在明朝后期，文官制度越趋成熟，皇帝的象征性作用就越强，施行统治的是掌握着权力的官员，在这种制度下，官员们就要求一个道德楷模式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以凭借道德的力量裁决官员之间的纠纷。皇帝是一件机器，一种职务，一个“活着的祖宗”。万历的悲剧就在于他既无勇气和魄力去打破与群臣的坚冰，又不愿彻底沦为官员的工具，于是便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造成了君臣互相嫌隙的局面。在长达数十年的内耗中，国家虽然依靠着惯性得以继续运作，却避无可避地在一天天烂下去，终至无可救药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