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很好的小说，很差的历史》

如果是十年前的我，来读这本书，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打上五星。十年后的我，再来读书，却不知道该打几星了。

无论如何，北京法源寺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虽然其文笔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并不出色，甚至有些晦涩，然则却有一股气在于此，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北京法源寺中就充溢着这么一股气。

从1840年***战争起，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近现代史，这是一段让无数国人引以为耻的历史，从天朝上国一下变成了任人欺凌宰割的对象。在这种亘古未有之变局面前，总会有许多人要站出来，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不忍直视的现状。同样，在很多年以后，也有无数人梦想着回到那个时代，重整河山，也许这就是现在穿越文流行的一个诱因吧。除此之外，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则是把自己的理想、精神等寄托在当时站出来的那些人身上，用自己文学化的诠释，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李敖的这部书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便以一种近乎完人的形象出现了。首先是康有为，在书里完全是一副圣人与先知的形象，超脱于时局之外，站在一个宏大的历史高度，总是站在时代之前来策划历史。谭嗣同则是本书中着力最多的一位人物，其形象与文章开篇的袁崇焕多处来发生重合，悲天悯人而抱负远大，文武双全、忠孝礼义集于一身的大英雄；梁启超虽着墨不多，纵观全文，也是一位能省时度势一生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的天才人物。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慈禧，则成了一个不择不扣小心眼只顾自己权位而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守旧顽固人物，总是成为新事物的绊脚石；而袁世凯则更加不堪，两面三刀玩弄权术的阴险小人。

小说做此处理，无任何不妥，毕竟无矛盾不成书，不将双方形成如此的对立，又怎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然则，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的是离我们仅仅只有百年之遥的哪段历史。那些人物、那些事件做何解读，也许是作者与读者自己的事情，然而，将小说奉为史实，就不能为我们所取了。

历史上的康南海，远不如小说中所说的如此伟岸光正，其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多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新一代先知与儒学教主形象，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更加不如他所宣称的如此重要，貌似忠君，然则他在海外假托光绪所为，更多是陷已被软禁的光绪于水深火热之中；谭嗣同是变法人物中我颇为欣赏的人物，书中对他的描绘，颇为符合我的认知，有勇有义有节，然则他的年轻、冲动与幼稚，其实也是导致维新悲剧的重要原因，曾廉的条陈一出，嗣同即请光绪以毁谤新政之名斩之，莫非他真以为斩以曾廉即可推行新法乎，这实际上把既得利益群体全部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去，更不用说百日内上百维新诏令，心急也得有个限度吧；梁启超就不用多说了，其文字学问皆当一时，然则太过书生意气矣。至于慈禧，贪恋权位不假，然则光绪又何曾不是如此，百日维新内那些政令，其实颇多都是在慈禧默认下颁布的，而政变过后，所谓的维新并未如世间所说骤然停滞，事实上，维新的诸多方面，依然得以维持甚至深入，政变的原因不在维新而在帝后之争。光绪要夺权，慈禧要守权，一丘之貉尔。

尤其对于维新的评价，我们总认为按此进行下去，中国就能富强起来，痴人说梦，徒增笑尔。维新的举措，更多只是器上的小修小补，与之前之后的那些革新并无不同，为何维新就能改变这个状况呢？以光绪的政治能力，就真的能驾驭整个国家么，从维新诏令的颁布与实施情况来看，很难得到这个结论。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它的目的不是还原历史。正如我对某些王文的评价一样，虽然它们基本都是扯淡，但是至少还有着那么一些豪情与壮志，激励人生，却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