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之书《那个PK康德的人》

（这是07年顺手写的旧文。说句真心话，这本书我觉得很不值。）

利茨玛和维兰德，在此之前都不熟；前者经刘小枫先生介绍，知道是个古典语文学者，而后者是歌德在谈话录里说到的同代人，算当年的知名鸿儒。可能搞过日耳曼学的人会更通晓这方面的典故吧。反正看这位当年的伟人对康德著作的印象，真是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指出康德的文体“太难看”，甚至是“哲学黑话”。看来无论凡人伟人，感觉上都没有太大差距，但在表达权上却有不同。惊世骇俗的话语权就得掌握在有足够分量的人手中，不是人家垄断，而是外人实在消受不了。平庸如现在的学者，只能以基里洛夫所言的那种“歌颂‘吃掉我的现实’”的勇气，坚持“康德的思想就很艰深，因此只能用这种艰深的语言来表达”。只是不知这种“存在就是合理”的精神，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新康德主义者那里学来的。

这倒不是说康德虚有其名。他不愧文如其思，虽然艰深，却都言之有物，绝不是故作和乱拽名词概念。但他的文风，的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很让读者为难。若以中国古代的品藻眼光来看，此大师伟大则已，却不是个灵光活泛之人。其实康德如此作文的原因，或者他与当时德国的其他文采风流之辈的差别，除思想差异之外，主要因他受牛顿的影响很大。“为自然立法”的念头深深地扎根下来，于是重逻辑推论而轻为灵机妙语。他的严谨未免太过肃然，让同时代人那些“用小说写哲学”的作品与之一比，简直就像玩票。人们在哲学专业化之后，难免取理论体系而弃后者，尽管后者里面也不乏睿智和思想深度。康德只是凭着他对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热忱和信念，选中了未来被学界采纳的科学的理性逻辑风格来贯注到自己的著作中，也是一种顺时而动。出身古典学术的维兰德与其思想类型是南辕北辙，不同观点是一定要提出的。

维兰德对康德的不满当然不光停留在文风这种皮毛问题上，但本书里仅仅以他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诸多意见作为参考，并未深入探讨他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及研究评述。事实上，利茨玛的这本专著文风虽活泼易读，也在资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在深度上尚欠缺。这实在是因为维兰德本人并非那种以自身的一套理论逻辑去反驳和论证某个对象观点的哲学家，绝没有现在的专家热情去写一本“研究某某人”的专著，因此他对康德哲学的了解程度至今仍是研究者们的疑问。今人对康德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他全部“三大批判”做整体贯通阐释的基础上，维兰德死于一八一三年，当时《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也都已问世，而他对康德后两部“批判”的了解与否，此书并未涉及，只提到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仍然多有微词。实际上，利茨玛的这本著作原本意在解读维兰德的长篇小说《阿里斯底波和他的同时代人》，并不是搞这种思想史研究。但既然已经提及这些“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那至少也要谨慎对待，总不应草草了了。现在是提出了不少问题，却又没给出甚解，不免看得人心痒难搔。

在那个古典与现代交错擦肩，改朝换代的时代，什么复杂的立场都可能出现。另一位与这二位伟人相关的伟人歌德，就一边认为自己与康德思想相近，一边又反对牛顿的自然力学，而且还受维兰德的启发，写了本小说体的哲学书《亲合力》。只不过这书如今是被人多当成小说来读，那倒枯燥无味了。若是把这些线索都牵到一起，无论哲学或思想史的复杂性都会比当今人们所能想象的要深刻得多。而相关的学术界人士，永远不必抱怨没有课题可做的。

有趣的是，利茨玛在书中带出一句“歌德本人在精神上毫不熟悉康德”（《自我之书》15页）。如果翻译无误的话，那么这句话足以使人怀疑利茨玛的学术水准，除非他只是为了说明歌德对维兰德的偏见而信口一言。因为歌德与康德的关系，不但有《谈话录》为证，而且还被卡西尔做了一本有名的小书《卢梭·康德·歌德》，几乎已成定论。那么利茨玛是真在这个问题上一时轻率而为，还是经过研究后的立异之言，恐怕不对他本人来一番考证是没法确定的了。总之，尽管那个时代的部分学者对于康德的文风颇有非议，连带着对他的思想也大有争议，但他的影响力在历史的进程与考验中确实占了上风。直到尼采的出现，古典派才有了一次够分量的反击。因为尼采的思想也不可谓不艰深复杂，但他就是不用那种逻辑推理的专业语言来表达。不过无论维兰德还是尼采，都说明了真正有资格与巨人决斗的，始终都是同等的巨人，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凡俗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