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书《老子》论考《新材料·新思路·新问题》

寫作緣起，大概還是要追溯到第一次考研時候一道論述題——簡述中國辨偽學史，并試評二十世紀疑古思潮。於是我就在杭高那個陰冷的教室里右手發抖，瞠目結舌。後面的幾年，這個問題就仿佛爐子里暗暗燃燒的炭火，雖然表面上風平浪靜，內中卻是輾轉反側的。

寫書評不過一個發泄由頭罷了。

这个题目很容易导致误解，以为是在夸该书的，其实我不是这意思，虽然给它打了四星觉得很不错。

李师兄这本书，并非他的博士论文，据说是出于他本来想写一个新校勘学的想法。我在他毕业以后才看到这书，诵其书，想见其人。后记写得颇动情，还让我小心酸了一下。

近年地下简帛频出，新材料带来的需要讨论的新问题包括：（以下讨论的“古书”指先秦文献，不包括文书。）

一、古书形成问题。先秦文献的形成过程一直聚讼纷纭，比余嘉锡古书通例讲的“单篇流行”说还要热闹。还可以参见李零那本简帛通论。作者还提到区分古书思想形成时间、物质形态形成时间和埋藏时间。这里面没有参考第一手的郭店楚墓发掘报告，是已经有了定论还是发现发掘报告帮助不大？

二、古书排比次序问题。既然古书形成过程如此复杂，作者建议使用类似于考古标型学的方法。

三、校勘目的、异文和异文校勘问题。既然先秦文献不能如宋元以后古籍一般，有相对都明确得多的著作权人和祖本，传统的校勘学目的恐怕需要商榷了。异文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是纠结不清，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划分体系。如何处理异文，也与此紧密联系。

四、对二重证据法的适用范围及方法论原理的反思。前段时间看了某位在米国念社会学JJ的博客，她提到社会学理论有一个“适用范围”，研究者要解决的问题层次，决定了他使用什么研究方法和理论，其界线在何处。但我不是很同意李师兄的二重证据法仅为乾嘉朴学的现代版一说，二重证据法的本质是把不同性质的材料互相比较，藉以发现研究者本人恐怕都没有预料到的新的考察思路。其旨未必渊懿玄远，而其得或恐发人深思。不过仅仅在王国维和他同时代学者的实践中打转，要评判二重证据法很难有出路。

顺便看了一个很有喜感的“四重证据法”说^_^

觉得可惜的是，囿于篇幅，有些很有意思的论题不能深入展开。

補充一下：這本書應該與疑古思潮和反思疑古的其他材料合看。我個人也同意山東大學李揚眉在她的博士論文里提出的看法：古史辨派和張蔭麟們關於默證的爭論，其分歧在於歷史事件是否可以認知。這是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所無法解決的問題。當前釋古論者的樂觀展望也正寄托在新的考古發現上，這是必要的但同時也是脆弱的（很矛盾吧^_^）。他們根據更多的古文獻資料的反駁，雖然有理有據，古史辨派活到今天，也只好啞口無言，但雙方都被困在一個只能依賴于考古發掘的小盒子中（先秦文獻自然是無法窮盡的，最樂觀的預設便是窮盡未見和已見的考古發掘了），倘若不能有認識論方面的突破，對那一段歷史的研究（注意是研究）便只能在誰擁有更多的材料的層面上徘徊。

既然當代人和古代人的歷史觀不同，他們對於歷史事件的認識、對於如何記錄的認識……搞不好差異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怎麼可能期望祖先能夠留下滿足我們要求的關於事件的記錄？而且還不能排除他們在有偏見和一肚子小壞水兒的可能下，在竹簡上別彆扭扭地寫下“某年月日，某某為某某事”、“某子曰”……

理性走到頭的時候，信仰應不應該登場？而它一登場，歷史學還能成為其歷史學么？文獻學還能保證它的底盤是穩固的么？固然可以讓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求得一個暫時和平，可那陰影，我突然發現并不是暗中燃燒的碳，倒像有獠牙的吸血蝙蝠，跟在歷史學家和學徒們的後邊。或者可以換個角度看，也正是有了這隻蝙蝠在，史料搜羅和歷史研究，才不敢懈怠成遠離現實關懷的純粹的饾饤考證和小圈子里的遊戲。

寫完這篇兒，不能不說我本人的歷史哲學理論嚴重需要訓練，現在還是依違其間，良可喟嘆，比起某些人來說，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罷了。誰說搞古文獻不要理論，俺正在南墻下撞得天旋地轉眼冒金星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