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讲稿《用历史抵挡恐惧》

1888年，已经精神错乱的尼采从都灵给布克哈特寄去一封奇怪的信，在信中尼采写道：“那只是一个小笑话，因为我看透了创造世界的单调乏味。现在你——你的艺术——是我们的导师，我和阿里阿德涅在一起只是为了保持所有事物的黄金平衡，我们已经拥有了高于我们的一切…”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布克哈特就与年仅二十四岁的尼采在巴塞尔大学一同执教过并互有往来，尼采曾公开的宣称布克哈特是使巴塞尔大学闻名于世的最大功臣。但此后，布克哈特渐渐疏远了尼采，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观念不同，更重要的是，布克哈特不想因尼采而变成“公众的噱头”（虽然事实并非如此）。1872年，维拉莫威兹猛烈的攻击了尼采的“未来语言学”，顺带还攻击了布克哈特，后者作为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布克哈特采取的举动一如他的保守主义风格，与尼采保持了距离。直至1889年，在收到尼采最后一封寄给他的信后，布克哈特像长辈那样，关切的询问了尼采的状况，并设法将尼采安排在巴塞尔接受治疗。

从布克哈特与尼采对于历史观的分歧来看，布克哈特喜欢将自己摆在其所谓的“业余者”的立场，而这种态度正是尼采所不认同的。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就历史学者的公正性等问题对布克哈特有过质询，但布克哈特声称，其“从未梦想过讲述世界历史这样庞大的课题，”而是“想使其每一位听众感受和了解到每一个人能够而且必然的从他们感兴趣的历史中获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一直反对历史研究者只沉溺在历史的事实和材料中不可自拔。某种意义上，布克哈特的这种态度强有力挑战了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编撰学，虽然这种态度至今还饱受争议，但其拒斥纯粹事实所构成的历史暴政反而显示出了布克哈特对历史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文化史”独特的眼光和魄力。

然而在我看来，布克哈特真正令我倾心的是身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隐忧，焦虑和恐惧。在查尔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的时代，布克哈特对进化论，历史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直持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在与诸如伏尔泰一拨启蒙思想家的论争中，布克哈特对所谓的历史进步和高喊自由，暴力革命的轰轰烈烈的人群始终保持距离和警惕。虽然布克哈特并不是一位预言家或政治思想家，但随着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种种事实相继的发生，我们不能不钦佩其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预见力。他预见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科学化下的人类那浮躁且动荡的生存前景，预言到蛊惑人心的政客时代和极权主义时代的来临。从发生在他身旁席卷欧洲的民主革命和被逐渐解放的人欲开始，布克哈特已经越来越远离了他所忧虑的时代，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布克哈特在匆匆望了一眼他深感不安的动荡的欧洲大地之后，把自己封闭在了书斋里，留下的是一个渐行渐远宿命般的大师的背影。

这本布克哈特于1865年至1885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的讲稿正如其英译本序言里所说到的那样，它秉承了布克哈特一如既往的治史风格，地地道道的是一本“深刻的反主流文化之作。”之所以反主流是由于布克哈特总是不合时宜的在其讲述历史事实的言语深处彰显着一张厌恶几百年来启蒙和进步历史的脸孔，平均主义、物质消费主义还有大众民主都遭到布克哈特坚定的怀疑和排斥。布克哈特经常在讲述中时不时的就借古讽今一把，而在讲述古代乃至中世纪时代的城市，政体或艺术时，却往往流露出内心中的向往和深情。现代世界带给布克哈特的恐怕只有恐惧而已，那些革命和吵吵嚷嚷的人群总会令布克哈特显得特别不知所措。于是我们在讲稿里看到，面对着路易十六被审、雅各宾派、拿破仑、波拿巴、立法会议和俱乐部、革命派别的相互毁灭，布克哈特送去的词汇通常是疯狂、恐怖、漂流、诅咒、放肆、没有敬意、变化无常。

的确，布克哈特希冀中的古老的欧洲大陆传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在那个传统下的现代人，布克哈特的痛苦显而易见，但他的怀疑和固执己见仍在他注视历史的眼神中闪烁着不安和启迪的光亮。我想，这种光亮对另一个更为古老却更深的陷入现代化泥淖的国度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