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与法制《一个***主义者的中国式困境》

南方周末发了篇文章《人权为***基本》，以纪念中华民国47宪法的首倡者之一张君劢先生，这位曾被誉为“中国***之父”的政治学、宪法学前辈，在49年去国之后，负笈海外，以“新儒家”而向世界宣传中华文明；但在大陆，除了在中国宪法史的课堂上偶尔被提及，却几乎成为又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人权”一文通过对张君劢先生一组宪法和***讲演的文本解读，勾勒出这位***先行者力倡人权，高呼宪法以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为根本的***主义思想。这组讲演已收录其文集《***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中，用张君劢先生自序中的一话来说，这是效法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为唤醒民意，推动***进程而作。不过，在我看来，就大陆所容易接触到的文献而论，先生的另一部政论集《立国之道》（今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改以《政制与法制》出版），似乎更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时代，面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不同制度和思潮的重新诠释与主动鉴别，以此回应巨变中的社会现实。

在上世纪30年代那个各种政治思潮竞相登场的时代，面对着民主与专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乃至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更兼日外患频繁，国事危急，张君劢先生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难得的清醒者，他能冷静而准确地判断出苏俄社会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在政治制度的本质上乃是同出一源，皆是个人独裁的极权主义政体，尤其苏俄乃是政党在宪法之外***；同样的判断，也能在哈耶克完成于40年代初的那部大名鼎鼎的著作中找到。更关键的是，他在专制政体刚刚方兴未艾之时，便预见到，专制政体必然面临无法解决的“继承人问题”；个人独裁不仅不能消灭政治歧见，相反更使反对的声音无从以合法渠道表达和选择，政治生活必然“阴谋”盛行。

但是，如同所有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样，一个积贫积弱、外患不休的中国社会，始终是一道横桓的难题，他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也许是完全西方式的，但他们面对的困境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张君劢先生选择的是一个以行政权力为中心而构建政治体制来试图回应这一现实。民主选举是必须保留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由各党领袖参加的联合***”议会享有立法和财政预算的监督权力，但不得以不信任案而解散***，从而使得***在“五年大纲”的指导下，享有完全自主的行政权力。

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君劢先生对民国的***进程给予了相当温和的批评，仅仅呼吁当局尽快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从而向***过渡；虽然他试图在“***行政贵乎敏捷”与“人民自由之保障”之间取得平衡，但却没有触及其时对人民自由侵犯最甚的恰恰是***情治部门的法外大权。作为一个能够一眼看穿苏俄乃是“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共产党专政，在深刻一点说，乃是政治部（注：应该是政治局）与组织部之专政”，甚至嘲讽“一国***，一切大权在握，同时不许其他政党存在，则领导之大权，自然惟有一党独占了。如是现象而名之曰最民主，不特可笑，且是欺人”的宪法学者，张君劢先生不可能察觉不出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党乃是如出一辙的“以党治国”，只不过是选择了巧妙的回避，而不是如王世杰、钱端升所著《比较宪法》，敢于直斥国民党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干预行政，造成***体系的紊乱。宪法如果不解决“党治”这个怪胎，“人权为***基本”可能就只是一句列入文本而置于庙堂之高华丽口号。

不仅要把一个有足够权力外抗敌辱，内兴国家的强大***放入到与自由主义***理念相吻合的政治体制中，更要平衡和劝诫两个一直兵戎相见，从来把宪法作为“政治武器”和“拖延战术”的专制政党，对于中国***主义者而言，其困难不亚于美国制宪会议上平衡自由州与蓄奴州的难度，只可惜中国没有华盛顿、潘恩这样的政治智者来领导一场“伟大的妥协”；张君劢先生希望能效法联邦党人文集而为宪法鼓与呼，但时势之下，他注定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

《政制与法制》在思想史上的另一亮点是其中对计划经济论述，在考察了苏、德计划经济的建设成就之后，张君劢先生给出的是一个保留私有制，但由国家对价格和利润率加以严格管制的“组合药方”，并且明确提出了通过压低原材料价格以促进重工业发展的思路，这或许算是50年代以来我国“赶超战略”的思想雏形吧，当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的历史结局。不过，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其书中，张君劢先生甚至已经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必须以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加以执行，由此带来的***权力扩张必然侵犯公民自由；也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已经足以作为否定计划经济的最佳证据，然而一个深深忧虑于“英国工业革命，费时百年，今后世界允我有如光阴从事于工业建设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显然已是一个难以抉择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