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怎样的自由主义，怎样的良知》

克鲁格曼的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翻译出版的很及时，作者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以及奥巴马的胜利都给这本书作了最好的广告。但是，倘若读者想通过这本书领略克鲁格曼作为经济学家的话，他也许会感到失望；同样，作为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无论在文风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党性十足”。另外，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一个必须的阅读背景是， 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liberal）更准确的应该意译为“新政自由主义”，也就是继承罗斯福新政传统和肯尼迪、约翰逊“伟大社会”理念的民主党政治观念，而中国人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则是对共和党“里根——小布什”式的新保守主义的误读。

记得英文改编版的《国际歌》中曾有一句“Change will not come from above ”，寓意社会变革不会“从天而降”；作为新政自由主义者的克鲁格曼，在书中所贯穿的也是一条主线，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福利分享的均等，不会通过自由市场“从天而降”，而是一系列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相互抗衡和博弈的结果，罗斯福新政、战时工资管制、工会力量的兴起，以及由强化社会保障和充分就业而带来的社会阶层“大压缩”，是造就了战后黄金二十年的主要因素。同样，里根革命以来的保守主义政策下，削减税收，收缩社会保障以及去监管化（de-regulation）导致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大分裂”使得美国有退回到进步时代之前的危险。为此，克鲁格曼给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人的奥巴马开出了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计划入手的政策建议。如今，当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保守主义的最后狂欢”已然成为现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品味这本试图敲响保守主义丧钟的政论集，对奥巴马囊括超过300张选举人票，也就别有一番感概。

民主党的胜利当然是为专栏作家克鲁格曼的新书作了最好的注解，但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还是要为自己不少迥异于为人熟知的经济学理论的观点辩护，在书中也是使出浑身解数，而不敢稍有松懈。即便如此，对于像工资管制和工会垄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工资价格偏离均衡水平和效率损失，克鲁格曼也只能诉诸于其他社会目标来加以解释，作为身处中国的读者，我们当然真诚的相信（甚至可能比美国读者更愿意主动接受），一个阻止青少年过早加入体力劳动大军的高水平工资结构，至少在道德和社会意义上完全可欲的，但我始终怀疑这不是一个能够改变经济逻辑的结论。同样，对于克鲁格曼所质疑对大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悖论”，在今天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背景下，也能找到很好的支持证据，但这既改变不了现代大型公众公司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更改变不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是因为其新国际贸易理论深化了对自由贸易的解释而荣获诺奖，虽然这与民主党一贯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格格不入，但这样经济逻辑与政党政策之间的内在紧张，却在本书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

当然，本书也提供了一些看似简单，却很容易被蒙蔽的真相，比如“比尔.盖茨走进酒吧”的寓言，提醒了人们对于平均收入的衡量需要特别小心。更需要关注的是，克鲁格曼的在书中对于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和机会均等给予了总体而言比较负面的评价，其用一项社会调查所显示的数据证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而非成绩与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关系更大；实际上，我们从金迪斯等左翼社会学研究者近年来更为精密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大体相同的结论，虽然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可以大体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保护创新，易于创业的国家。但如果克鲁格曼所断言的，起点不平等必然导致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是一个普遍性结论的话，那对于我们严肃审视我们自己三十年来的社会转轨和变迁，将是有所裨益的，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当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社会问题，或者地说是当很大一部分人以学费的形式进行了长达16年以上人力资本投资，却忽然发现难以变现和得到投资回报的时候，更准确的说，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路本来就极不顺畅的国家，当高等教育开始丧失融合和转换社会身份的制度功能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克鲁格曼抱有更乐观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特别小心的是，由于不可推知的原因，克鲁格曼的书中点缀着不少关于保守主义政治阴谋和保守主义御用文人的似是而非文字，但如果是在我们特有的政治意境中按图索骥，以为发现了某些人一直津津乐道的所谓“阴谋论”的证据，那就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至少就本书的主线而言，克鲁格曼虽然对保守主义大加笔伐，但仍然认为其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是对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运动对美国特有的宗教、种族等问题过度冲击而引发的思潮反弹和政治回应。

同样，虽然克鲁格曼是站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并且似乎预言了美国政治“左转弯”的到来，但对中国本土的左派而言，想从中获得某种正当性资源，是几乎不可能的。克鲁格曼所称的左翼，乃是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强化***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和对市场的监管，以实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而这类目标是通过纯粹的市场方式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实现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也正在于此。在更一般的层面上，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也罢，其政策都是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相互边界，这一边界的某些部分是完全清晰的，比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而另一些则是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从早期的***是否有权征收个人所得税到法定8小时工作时间，再到最近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计划；但无论如何，由于大部分边界的划分是已经被制度化了的，更确切的说被宪法和***实践“锁定”了的，因此绝不可能出现***将市场完全包容于其中的情况。即便是在现今的金融危机之下，美联储在形式上将出现麻烦的金融机构国有化，也不过是其既有法律规定中所载明的临时性措施而已，那些以为美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预言家们，也许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感到无地自容。

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的这本新书，虽然是一本地地道道只关乎美国政治的时评政论文集，但对今天中国关于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争论也并非全无可资借鉴之处。曾有学者对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几次著名论争有过很精辟的评论——“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但到最后实际上是价值理念的不同”；萨缪尔森在他的经典教材中，开篇即讲了“市场能做什么和市场不能做什么”，在萨缪尔森的分类中，“市场不能做什么”远不同于“市场失灵”，前者至少包括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宏观经济稳定，从而在市场的边界上为***权力的进入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样的区分，与其说是逻辑归纳的结果，不如说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用价值理念的转变来解释作为萨缪尔森亲传弟子的克鲁格曼（也包括斯蒂格利茨）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背离。然而，好的价值理念之争虽然必定是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论争的双反必须以一定的底线共识作为基础，并且没有一方试图抢占“道德制高点”，非要将对方“批倒批臭”不可。相比而言，中国宣称为左派和右派的双方，在为各自的价值理念而激烈辩论之前，都确信能做到以上两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