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南方《非常罪，非常美》

阅读黄锦树的小说，有一种饕餮的观感，具体说，是一种被裹挟的饕餮感。

这个在大陆尚不闻名的作家，却早已经在海外华文文学界掠起过旋风，他不只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圈中的一个“坏孩子”（王德威语），也是整个华语写作群体中难有同调的异数。他书写南洋记忆中华人遭受的罪与罚，回望故土故人守望胶林、心念“旧家”的美与爱，每每有极致的表现，他粗砾杂乱又精细入微，他磅礴恣肆又幽然婉曲，他有来自“胶林深处”根根须须的原汁原味，又惯于操持把玩最有先锋力道的后设叙述。他是世界华文文学写作的一个现象，甚至有学者说理解他是把握马华文学思潮新世纪转型的一种契机和途径。

《死在南方》是黄锦树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他将《鱼骸》作为此小说集的首篇，对于大陆读者来说是一种盛宴的享用，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陌生化体验。《鱼骸》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少年的“他”在热带雨林的沼泽中只身潜游寻觅兄长的尸骨，一条是台大校园里的“他”在深夜的研究室里实践先人龟甲占卜的仪式。前者映现出马共兴衰的历史，事实上，马共历史一直是马华作家念兹在兹的问题，那页历史中充斥的杀伐暴力，是所有在地华人不得不去面对、去承负的伤痕。后者则用龟甲这一独异然而沉郁的意象对接文化乡愁的范畴，小说中写到，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大龟四版”，其所用龟甲与现今产于马来半岛的大陆龟是同种，这一发现“令他兴奋莫名”——对甲骨文化的迷恋自是一种找寻民族归宿的隐喻。表面看去，缅怀马共历史中华人青年的热血青春，在故国风物里一抒怀乡之幽情，黄锦树的创作似乎没有多少颠覆突破的意义。细察之下，《鱼骸》的两条线索之间却是果因相连。当年，“他”因为追踪一只大陆龟误入沼泽深处，不料意外找到了苦苦追寻多年的兄长的遗骨，“他”取下兄长的一截椎骨随身携带，与后来把玩的龟壳一起成为他不离身的珍宝。“他”是个令人惊恐的“骸骨迷恋者”，然而对于遗骨和龟甲的痴恋，却正证明他在家族与民族中寻求慰安的艰难。少年时，他用龟甲亢奋的自渎，以亵渎青春的方式回应兄长的革命激情；中年时，他埋首于自己的秘密中却始终有“回不去了”的自觉，呈现出欲在生命源头安放心灵而不得的悲凉。黄锦树的南洋想象，总有令人错愕称奇的意外。

或者可以这样说，黄锦树的南洋写作最独到之处是他摆脱了一种类似东方主义的“南洋主义”的蛊惑。总体上看，马华旅台作家的南洋情调或马华性是他们打入台湾文化市场的最佳卖点，他们铺展热带雨林故事的传奇魅力和婆罗洲家庭秘史的猎奇性，以“异国情调”、“他者身份”和“另类美学”为标榜，一如西方社会对东方文化产品的东方主义的预设。黄锦树也并不讳言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以其自己体会的“大马华人的处境为叙事核心”，种族政治的阴影、移民小镇的阴郁、象征着殖民遗产的胶林、被限制的存在、马共、日治、祖国情怀、骸骨迷恋等等，同样是他小说绕不开的元素，但除了在提供南洋意象的符号化层面之外，他更有自己冷凝深重的思考。这一思考沿着三个向度展开，反映在作品中，就是他惯常操作的三种类型的小说，即他的“旧家系列”、“马华文学史系列”和“星马政治狂想曲系列”。

《死在南方》中收录了他“旧家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包括《非法移民》、《梦与猪与黎明》、《大水》、《土地公》、《火与土》、《乌暗暝》以及《旧家的火》。其中写于1998年的《旧家的火》是黄锦树向鲁迅的《故乡》致敬的作品，这部小说所弥散出的苍凉悲郁即便放在整个20世纪华文文学的大背景中，依然不掩其穿透力。小说写“我”奉大哥之命归家，劝服要执意搬回旧芭去住的母亲，在与母亲的对谈和对往事的追记中，醒悟了家与土地的真意，那就是：“种子埋入土地，会发芽就表示它被土地接受，也接受了这异乡的土地。”要不是那一块“到处拢是你爸的脚印和泪水。数十年来走来走去，至少也有数十万遍”的“退无可退的最后立足之地”，如何成就得了日后有能力为了前程而离开家乡的少年郎？那在“我”看来“瞑时静得像死的”荒凉处所，却是父母眼里安享天年的圣地。吊诡的是，“我”是回到了唐山故土的归来者，却饱受着离散流徙之痛的折磨；父母一辈子遥想唐山，父亲死后才躺成一具“中国人的尸体”，却在南洋密实的胶林深处寻找到生命的托付。作为生命的源头与记忆的初始之地的“旧家”由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一直以来，乡愁始终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关键词之一，虽然随着批评术语的更新换代，不少批评家开始小心翼翼地规避这个字眼。黄锦树也很少提及乡愁，事实上，在他咄咄逼人的论辩文字中，还一再提醒马华作者对于类似乡愁情怀的警惕，比如他曾猛烈地批评天狼星诗社和林幸谦等人的乡愁写作，说他们的作品是“过度泛滥的文化乡愁的烂调”。他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一书中告诫马华作家同人，文学创作中应警惕过多地刻意地追求中国性的弊病，他通过向奈波尔等人的致意来标明自己离散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可是，离散文学也罢，警惕泛中国性也罢，在我看来，那胶林里氤氲不绝的乡愁始终构成了黄锦树为代表的马华作家们的创作动力，力图摆脱乡愁范式的姿态其实更证明乡愁之于他们乃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可以说，整个“旧家”系列就是一曲乡愁的哀歌，只是黄锦树改写了乡愁指向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诗学的框架中，乡愁必定是发思古之幽情，抒故国家园之眷恋，黄锦树以华人身份遥想唐山，合该是此类乡愁文学的最佳写手，不过如前所述，他最大的警惕却正在于此。他的理想是以汉语创作真正富有马华文学特色而又能在包含中国大陆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他担忧的是像马来西亚这样华人少数族裔的文学（即他所谓的“文学国度里的无国家民族”），如果一再叙写“屈原既放”式的流放哀歌，势必会被中国大陆和台湾这样的华语文学强势区域日益解读固定为某种“类”的归宿，从而遮蔽了马华文学以及其他地区华文文学建构中本应包括的复杂面向。所以，我们在黄锦树的“旧家”系列以及《鱼骸》、《刻背》等作品中，读到的都是他有意遮蔽和改写的乡愁。比如，在《旧家的火》中，父母回归山芭，情愿胶林埋骨，这里的乡愁是一种在地的乡愁，族群分裂、政治变革、文化纠结，这些统统是胶林外的回响，父母的心灵是与他们脚下的土地相连的，小说弥漫的“雨林乡愁由此具有了生命的本原意义”（黄万华语）。而在《落雨的小镇》中，“我”在迷蒙潮湿的雨林中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地寻访出走的妹妹，在寻访中唤回了生命的追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从台湾回到故乡去探访的“我”，如果在传统的乡愁视野里，这个“我”应该是心愿得偿、一解乡愁之渴的角色，可在黄锦树笔下却正好颠倒过来，回归文化母体并未治愈“我”先验的“离散综合症”，重回胶林却寻到了仿佛丢失已久的心灵的安慰。

黄锦树的乡愁思考实际上牵连着一个更大的文学命题，那就是如何给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华人少数族裔的文学合理的定位。我们大陆的文学批评界在定义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同时，想当然地把大陆文学排除在外，这一操作本身是否就蕴含着某种预设的价值评判标准呢？《死在南方》是山东文艺出版社“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中的一本，另两本是陈大为的《方圆五里的听觉》和钟怡雯的《岛屿纪事》——也是马华作家。丛书的主编王德威先生在总序中有段话很值得思考：“在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不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多声复义的事实。”如果大陆的读者真能破除中原中心主义的偏见来阅读《死在南方》，那么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即在大陆之外，原来还有那么丰茂华美的华语文学等待我们去认识，去赏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