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还有比文献学更扯的专业吗？》

标题党了。此文实在有发泄的功用，可能不少诡辩，也请大伙指出。

文献学好像是文史学科里的知识学，以致我考研时一直都在读文史通识书，一直读一直读，好像只有这个才是文献学，稍微不那么通识的，就偏进史学、文学、哲学去了。可知识和观念在文史学科里毕竟难以区别，《孟子字义疏证》不是词语训释吗，为什么文献学对这书不做介绍和评价？文献学在躲避观念疏勒和理论思辩吗？根本躲不掉。

这是本工具资料书的题解，看上去只是静态客观的知识排列，但其实做不到，因为什么算资料，已是某一观念下的判断。譬如吴书以二十四史为工具资料，就是现代史料学的看法；二十四史这名称刚出现时，才不是写论文时要去检索的原始资料，而是史学讨论和编撰的最终成果。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道咸新学、新史学、整理国故、史料派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浪一浪的思潮涌动，推进学术现代转型，最终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他者，使传统学术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这时，传统著作才整体地获得史料身份。对此，今天工具书的体例编订者、辞条撰写者有无义务指出，这尚可讨论，但因此可以理解何以传统的目录书须有辨张学术之功能。

旧式非资料性书藉今天成了资料性书籍，而旧式资料性书籍怎么办？这在以前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传统著述无所谓＂资料＂和＂研究＂，即便《庄子》，体例上也是文章汇编，与《文选》相似，乃适于翻检而非今天所谓阅读。在现代人文学科视角下，《庄子》才成为庄子哲学原典，《文选》才成为文学作品汇选，前者是旧式非资料性书籍，后者是旧式资料性书籍。对于这种旧式资料性书籍，吴书用以与新式工具书相区别的办法是，注明这样一句话：＂我们只能用批判的态度把它看成一种资料，在需要时权且使用罢了。＂不要把＂批判的态度＂理解为马列主义态度，这是现代人的态度。

不过吴书的编写原则也许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好用，那么，不做新旧、资料非资料的区分，以今度古地收集分类，也都没必要计较。问题在于这种以今度古的意识似乎过于普遍了，成为文献整理工作的底色和气氛。

吴书序言里的一句话似乎就是整个古典文献学的出发点：＂传留到今天的古代文献，数量仍然非常庞大。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学术上缺乏科学性的总结，文献材料也缺乏系统性的整理。＂从司马迁、刘向到乾嘉诸儒，一次像样的总结整理都没有吗？是啊，没有用西学来部勒，没有将经史子集派入文史哲、派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成功学，没有区分出资料与研究，科学与封建（是啊，＂科学＂拥有的是价值优越性，道德优越性，政治优越性），这就算不上科学、系统。

古籍整理是文化重建的方式，它恰恰是理论观念的古战场。汉学、唐学、宋学、清学，每个时代的文化建构都借重文献整理，这本是一体的两面。但由于对＂科学＂和＂学科＂的肤浅理解，其中一面被与另一面的子目并列，弄出一个＂古典文献学＂，又不能自圆其说，以致这个别扭的学科充满伪问题。

譬如吴书写到《尚书》时专设一脚注，指出＂相传《尚书》是孔子编订成书的，本有百篇。这个说法不甚可靠。＂后边叙述今、古文尚书的故事一通。《尚书》的作者是不是孔子？这问题对于历史学，要在＂《尚书》编撰时代有没有‘作者’这一观念＂的问题得到肯定回答后，才是有效的。显然并非如此，这与《庄子》的作者问题一样，既然书是文件汇编，也就无所谓作者。据福科的考据，似乎欧洲在十六世纪版权意识出现后，才有现代意义的所谓＂作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传统经学提出这个问题，今、古文学派争论的并非是孔子编《尚书》这条史实的真实性，而是孔子编《尚书》的真理性；这是两个层面，一如物理学论证不被直接用来回答神学问题。在吴书这理，既无知识考古的意识（这是史学的任务，文献学可不必纠缠），又无经学讨论的打算（这是封建的不科学的方式，文献学可不予理会），回避对理论观念的讨论，拒绝对提问预设的反思，这个问题难道不成伪问题吗？

伪问题怎么嫌少：

刘向的文献学成就如何？文献学最早是1959年北大设立的专业，再早，1930年郑鹤生才写出第一本文献学专著，去问问刘向，何谓文献学？去问问，李白的豆瓣ID是啥？

《康熙字典》的科学性如何？吴书认为《康熙字典》部首编排较《说文》有所调整，＂是符合形声字的原则的＂，所以更科学。问题是这“形声字”的概念何时产生？许慎的“形声”和这个“形声”是不同的。苏轼没读过鲁迅，他就没文化了？

如果文献学的专业主任、研究所所长还想长久地拿这份工资，就必须停止一切夸夸其谈，马上思考这些问题：文献学是什么？文献学要做什么？文献学是像文学史学哲学那样对传统学问的某一部类做出现代化表述的学科吗？这种现代化表述何以必要和可能？即使必要且可能，所针对的那一部类又是否真的存在？

重印后记里有吴以为此书不惟供人检索，可堪初学参考，实属＂一家之言＂的话，我便努力去读出这可参考的一家之言，却发现不少在上述那些预设下的判断。文献学的可能，以对这些预设的反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