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我们的出路》

可以把《鼠疫》主人公里厄看作成长后的默尔索。

我们知道默尔索是荒诞的英雄，因为正午的阳光过于强烈就枪杀了一名阿拉伯人，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对待自己母亲的死亡问题上态度不恭。而到了里厄，这个世界是否荒诞已经退居其次，重要的是我们深爱着它，在它遭受鼠疫的侵袭时通过友爱团结在一起，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威胁人们生命的鼠疫相抗争。因此，默尔索是一个饭店职员，而里厄则成了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

重读时更加清晰、强烈地感受到了作者在整部作品中极力要阐明的两个主题：爱与反抗。在鼠疫初期，里厄一人极力说服省长同意采取紧急隔离措施，消除其他人害怕惊动媒体、害怕背上滥用职权罪名的顾虑；到鼠疫结束，重新开放奥兰城之后，人们在车站沉醉在和爱人重逢的喜悦中，完全忘记了曾经历过一场灾难，只有里厄一人独自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如果没有里厄这类人的存在，人类面临灾难时将毫无对策任由肆虐，人们接受了长久安逸的生活加在人身上的被动性，甚至变得麻木不仁，因此必须作出反抗。想要反抗就是认识到荒诞，这一切必须以爱为首要前提，如果不是那样，反抗就是一种由自私心理决定的反覆无常。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科塔尔，生活犯了罪将遭拘捕的恐惧中，认识到生活荒诞的一面，他却成了作品中唯一不被原谅的人物。他所经受的恐惧赎回了他从前所犯下的罪，不可救赎的是他赞同那“导致成人和孩子死亡的鼠疫”。

在纪实描写的外壳下，真实的人物和虚构的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人物要素。科塔尔可以看作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个自杀者。而另一个重要人物塔鲁，原型则是对加缪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虚无主义者帕斯卡尔-皮亚，加缪曾把《西绪弗斯神话》题辞献给这位生活和思想上的友人。通过作品，多少可以看到他们在思想上的交往。正如生活，里厄和塔鲁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不同的是，在鼠疫之后，塔鲁在里厄的家中因鼠疫死去；而因为《鼠疫》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皮亚却发表了一个讽刺、语调尖刻的评论，提到《鼠疫》：他所提示的典范人物更象一个世俗的圣人，而不象一个反抗者。上个世纪法国文坛两位作家的纠葛到今天已经没有详细追究的必要，不过这样的评论完全没有体会到加缪的苦心。即使《鼠疫》的作者没有再象从前那样尽力阐释荒诞，他至少也为荒诞留下了位置。

因为，不管是虚无主义的塔鲁还是人道主义的里厄，荒诞是他们行动的共同起点，如果说荒诞在科塔尔那里只是某种随着逃避反覆无常的借口；在两位朋友的心中却是共同的行动出发点。荒诞推翻了腐朽的权威，虚假的神圣。塔鲁避开***单独组织起了一个志愿救护队；里厄在看到作为神甫的帕纳卢对一个小孩的死一筹莫展时，终于忍不住表达了心中的不屑和蔑视。不管上帝是否爱我们，我们都必须有相互之间的爱，帕纳卢这位在雨中发表过慷慨激昂的布道的神甫，他令里厄难以忍受之处就在于此，他抗争的前提是上帝并没有将奥兰城抛弃。

小说详尽地描绘了处于鼠疫之下沮丧灰暗的奥兰城居民的心理状。通过非典，经受过隔离的人、为了战胜非典而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士，对这种人类面临共同的灾难的景况也许有更加详细而深刻的体会，但作者在小说中所倡导的爱，以及赋予爱不可缺少的强烈的实质性因素的反抗，永远是人们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