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翻译问题》

注解很详细，但无用。“老乌鸦”酒究竟是什么酒没有人会关心。不用注解我们也知道卡佛卡佛书中出现的物件都是便宜货。

儿化音和部分中文俚语改变了原文的语气（我读过原文）。卡佛笔下的人物都是蓝领，经济上不太富裕，为生活、感情和酗酒问题所累，固有的稳定的生活秩序可能随时会坍塌。但我相信那些人是千人千面的，他们不会说大家都在说的套话和俚语。他们的话可能是相同的（即初中生英语），但因为情境不同，那些简单词汇的意义也就不同，但他们不会说意义早已固定的俚语和套话（意义固定的词汇，也就是意义已经约定俗成的词汇，简称成语，它们的意义有时也会不同，但肖铁在此处取其本义）。因为卡佛不喜欢俚语和套话，他喜欢简单准确但力量广阔而惊人的语言。

作家搞翻译这事在外国挺常见，英语作家要是不会法语和拉丁语，那是很丢人的事情，反之亦然。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也是很厉害的，有些也搞翻译，有些直接依靠阅读原著来汲取营养（比如张爱玲和徐讦，此二人后来流落到香港，成为二战后港台严肃文学的祖师爷（奶），读原著这一学习写作的方法也被继承下去）。但当代作家会外语的不多，有些甚至以不懂外语为荣。好像26个字母认不全就能保证写出的汉语很纯正似的。

今年是2009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倒台距今不超过100年，白话文成为主流的历史更短。可供学习和模仿的现代汉语范本少之又少，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翻译文学。

作家比大学教授更熟谙汉语，但他们搞翻译，很容易产生“信”的问题，过于通达，必然要求不求甚解，忽略与原文的对照。我们可以说《惶然录》翻译得好极了，也可以说整本书都是韩少功的创作。而外语非作家所长，错译的几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如今大学教授生活条件好了，加之翻译不算科研成果，愿意做翻译的人已经不多。做官、代课和剽窃论文带来的好处，要比埋首翻译可观得多。这几年，大量外国通俗文学，甚至严肃文学和学术著作，都是由文学青年或外语系本科生研究生翻译的。文学翻译成了职业，且这种职业劳动强度大，但价格低廉，译者得在高压下每天翻译数千字，这样才能保证进度和肚子不至于挨饿。

这也是近年来翻译文学翻译体特征越来越明显的缘故之一。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既然中国本土已无文学可言（市面上），而中外语言俱佳的人精已近灭种或者认为不值得发挥自己的天分，就让翻译文学以汉语和外语的混合形式存在于图书市场，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虽不纯正但已算最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