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糖》的味道，要自己尝

在一个隆冬的下午，有人和我谈文学。“为什么棉棉和卫慧会在那个时候写出那样的东西？”他说，“那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的，我想说，但是请别把两个人扯在一起，另外，在确立这个说法前先告诉我，什么不是时代的产物？

文学，社会现象，包括我们自己全被贴上时代的标签。只要两只脚站在地表，只要以描述将事物从概念具体到形象和语言，我们就无法超越时代。时代生出了我们，但不是复制，“时代产物”的说法让我不喜欢的一点，是它暗示了可替代性。九十年代，酒吧文化进入上海，外国音乐，香烟洋酒，***夜店，有一群人出没于夜色，以与过去决然不同的方式生活。时代说，它们来了，即使你不写，也总有人会写。你写出的文字是时代产物，是符号，是抽象的共通的大一统的，别人关注的并不是你本身，而是你所代表的时代和它的特征。看，你总有那么多酒精，总有那么多性，总有那么多混乱甚至***。我们此刻需要你，因为你照出了时代，你是一面镜子，反应当时的社会。人们被你震撼一下，所谓“很多从未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在此书中闪闪发光”。你的价值在于拉开了时代的序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文学颠覆，被人谈论、习惯、贬低，最后消失，成为文学史上逝去年代的标本。

我不同意，我反对将《糖》看作九十年代身体写作的范本，看作时代推动作家写出的“音乐、性、滥交与酒精结合的产物”。《糖》就是《糖》，棉棉就是棉棉，与其他作者彼此隔绝。“身体写作”是评论家的语言，只有评论家需要下定义，需要提炼，需要将文本简单化，找出一个词汇概括所有现象。但他们往往粗暴而一厢情愿。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古往今来如此多的作家，性从来是他们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寻常佐料，而他们不是身体写作，我们的女作家却是？为什么我们不说，他们把混乱变作了艺术，还文学一个健全的样貌？她们被拿来为评论家服务，用文字证明时代，她们的文本遭到歪曲、误解和片面化。“当新事物进入中国，年轻人无法抵挡诱惑，他们沉溺于感官享受，声色犬马，这是时代症，是都市病。”这种说法相当模糊，似是而非，偷懒而且滑稽。他们过于关注将新鲜文本定性，关注符号、标签、表面，而非本质。《糖》对于我来说不是这些，也不止这些，我们接受到的讯息和判断让它变得扭曲而奇怪，干扰我们获取真正的阅读感受。

真正的阅读感受，即是个人的阅读感受才是真实，是全部。在《糖》里，我嗅到了丰富的气息，它的精神气质，像垮掉一代的迷乱和癫狂，也有美国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失控和诗意，唯一的不同是，他们都死了，“英年早逝留下漂亮的尸体”，而棉棉还活着，并且在改变。但它像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它是爱，是动荡，是单纯的吸引与结合，是未被升华和总结的文本本身。如果阅读还剩下一点点乐趣，就应该是阅读行为本身带来的愉悦，只发生在文字营造的气氛之间，在唇齿咀嚼词汇的时刻，在眼睛一行行将语言劫掠，而绝不是大背景，不是时代意义，不是如何被归类，不是简单概括为女作家写出的性与滥交。我们进入任何一本书的阅读，都应该是赤诚的，未被玷污的，它悬在空中，只等待我们去触碰，它洁白无暇，没有定义，将接受读者自由而个人的感知。所以，尽情去读它吧，别被评论家干扰，用毫无禁锢的感受给它一个形状。

棉棉的文字直接，不修饰，抒情。她用日常叙述搭建起一个大略的故事框架，而后以诗性的语句填补它。所有她有速度，有力量，有激情，偶尔也有迷雾一般的氛围。她语言的生命力在于独特性，并非华丽、感伤、有意识的平白，或者做作的清洁。我怀疑她对于自己的风格并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自发的原生的写作状态，甚至可以想象她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棉棉的吸引力在于她“有生活”，与许多好作家一样，她的经历让她言之有物，而不是无病呻吟，胡编乱造。所以她能写出那样逼真的妓女、混混、皮条客，而且我相信他们原本就是真的。如果真如她在文末所说“以上故事并不是我的自传”，如果有60%以上来源于完全的虚构杜撰，我会同意编辑所说“作家有很多种，而你属于天才”。因为回忆经历、模仿生活是简单的，只要找到正确的语言，将自己的过去叙述一遍，很有可能写得好看。但创造是困难的。假如《糖》是生活的复写，这并不抹煞它成为一部杰出的作品，只是不知路的尽头是不是很快就会来到。经历总有一天会被啃尽，真正的作家不只是记录，必须创造。对于我喜欢的作家，我总希望他们别写太多专栏和随笔，而是创作一些有分量的能够留下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声名狼藉》我不喜欢，我觉得它故弄玄虚，没有进步和成长，停留在过去，不是一个真诚的好作品。

我没有赶上《糖》最初问世的时候，但这不妨碍我在今天读它，并喜欢它。它的前半本非常棒，非常完美。它不仅属于九十年代，少给它一些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