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端到柏拉图评《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

自1993年至2000年，《劳特利奇哲学史》英文版十卷本全部出齐，这是近年来英语世界规模最大、具有一流水平的大型哲学史。自2003起，该书的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经过两年的翻译和审校过程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这对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开端到柏拉图》虽然是第一卷，但它的英文版并不是最早出版的（最早出版的是第四卷《文艺复兴与十七世纪理性主义》）。该卷由牛津大学圣体学院著名古典学者C.C.W.泰勒主编、12位权威专家参与撰写，出版于1997年。1999年，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教授J. D. G. Evans在《英国哲学史杂志》（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书评，对该卷赞誉有加，称之为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在哲学出版贡献上的优秀典范（fine monument）。著名希腊哲学专家卡恩（Charles Kahn）将该卷推荐为导论性课程中基本的二手文献（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2001.07.22）。他们的评价是本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体例上看，该书十分完备。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详尽的历史年表，涵盖了这一时期在政治、宗教、艺术、科技和哲学上的重要事件。接下来对文献来源的详细说明对喜欢追本溯源的读者亦大有裨益。在泰勒简明扼要的导论之后，12位一流学者就希腊哲学的文化背景、前苏格拉底哲学（共五章）、智者学派（共三章）、希腊数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共三章）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精彩论述。各章的参考文献分类精细，详赅无遗；书末简明的术语诠解和详尽的索引（包括主题、文献和专名）亦令此书生辉不少。

从内容上看，由于此套哲学史规模浩大，因此较其他哲学史更为详尽，并没有忽略那些通常被忽略的“小人物”，同时也给各领域的学者留有较为充裕的篇幅进行精细的分析。与此同时，由于希腊哲学研究在西方蔚为大观，因此在内容的取舍和见解的创新上也对此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特色而论，本卷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乃是纳入了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缪勒（Ian Mueller）论希腊算术、几何和和声学的一章。作者详细而技术化的讨论或许会令读者怀疑此章与哲学史是否相关，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希腊哲人对数学的重视、希腊数学与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的关联及其对后世举足轻重的影响，此疑问或许会消除。另外，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斯本（Robin Osborne）对希腊城邦及其文化背景的描绘，更将东地中海的广泛区域包括在内，提供了哲学家赖以活动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丰富信息。对哲学思想赖以生息的理智背景进行观念史和社会学的分析，在西方当前的哲学史研究中备受关注，也值得中国学者留意。

在对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希腊哲学的考察当中，本卷的各个专题讨论不但注重内容上的完整和详尽，而且完全建立在最新的研究水平上。例如威尔士大学兰彼德分校的古典学教授怀特（M.R. Wright）撰写的《恩培多克勒》和泰勒撰写的《阿那克萨戈拉与原子论者》两章，对各种研究文献中的相关讨论的重视尤为明显。不惟如此，许多章节的论述也令人耳目一新。剑桥大学古代哲学高级讲师肖费尔德（Marcolm Schofield）在《伊奥尼亚学派》一章中，把阿那克西美尼提升到米利都学派自然哲学的典范地位之上，这与他对克塞诺芬尼的评价一样，都是原创性的贡献。杜克大学的希腊学教授罗伊（Christopher Rowe）在《柏拉图：美学与心理学》一章中，对柏拉图的哲学风格对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也做了独具匠心的精细考察。此外，威尔士大学斯望西分校的哲学讲师凯瑟琳·奥斯本（Catherine Osborne）在《赫拉克利特》一章中从独特的神学路向出发探索了晦涩哲人的思想，而俄克拉荷马大学哲学教授本逊（H.H. Benson）则从“道德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发端于苏格拉底”这一论题出发，重构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脉络，丝丝入扣，别具一格。

刚刚去世的冯·赖特教授（von Wright）曾经谈到，分析哲学的主要遗产可能就是哲学史的编纂将会体现一种我们在20世纪所习得的分析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英语世界在当代的哲学史编纂上的重大进步得益于分析方法的应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哲学讲师海那曼（Robert Heinaman）在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处理上，明显使用了分析的方法。但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脱离柏拉图的文本本身，相反它使问题和概念得以进一步的澄清，例如在对型相论和第三人论证的分析当中即是如此。

对于一部多位学者、而且都是权威学者共同编纂的哲学史而言，彼此之间的融贯性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主编对写作各章的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干涉，而各位作者之间的交叉引用也相当罕见。但当他们处理共同的材料的时候，例如曼彻斯特大学希腊学名誉教授克费德（G.B. Kerferd）和缪勒都讨论过安提丰的化圆为方的问题，牛津大学古代哲学讲师胡塞（Edward Hussey）和泰勒都讨论过芝诺的分割方法对物理学的意义，等等，他们在判断上都取得了一致性。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作者各有侧重，另一方面也因为在相互阅读初稿的过程中，彼此求同存异，相互协作的结果。

在英语学界，最近二十年来西方哲学史的编纂工作极富成效。规模较小的通俗性哲学史，如Richard Popkin主编的《哥伦比亚西方哲学史》（1999）、Gunnar Skirbekk和Nils Gilje编写的《西方思想史》（1996年第六版）、Anthony Kenny编写的《西方哲学简史》（1998）等，都相当出色。而研究性的大型哲学史，除这部哲学史之外，就要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断代史了（尚未全部出版）。例如其中的《剑桥17世纪哲学史》（1998），积两位主编和数十位学者16年之功而成，共分两卷，长达1616页。其中正文分7部分，36章，注释达4929条之多；附录中有极为详尽的文献指南114页，主要人物介绍118条（包括该人物的著作和最好的二手著作综述）。之所以列举这些数字，是要强调哲学史的编纂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恰恰反映了哲学观和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当然，与剑桥系列哲学史相比，《劳特利奇哲学史》虽然也是以研究性为基础，但旨在面向普通读者，因此其可读性要好得多。

我们现在所广泛阅读的哲学史，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虽然各具特色，堪称经典之作，但显然已经跟不上哲学史研究的水平了。而我们自己编写的哲学史，基本上都属于本科专业的教科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具有很大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史的编纂水平既反映了哲学史研究的水平，也制约着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层次的提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努力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的成就，编写出我们自己高水平的西方哲学史。就此而言，《劳特利奇哲学史》的出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应当对我们有所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