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上）摘录茅于轼关于《既要平等，又要公平》一段作为评论

每一次运动都先由三五个领导议定名单，秘授给积极分子，由他们利用人类各种卑劣的心灵，挑动在正常情况下最不可告人的龌龊动机，爆发出"批斗"运动，于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接着一切邪恶的念头被诱发、被培养、被反激、被暗示、被强化，这就是所谓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这时不仅那些一贯的打手在忠于什么的漂亮词藻下表现出大量的人类原始的劣根性，而且一向是被整者的亲密者，甚至是夫妻、父子，也忽然地反目成仇了。他们的是非观、羞辱感、恻隐之心，在不断的冲击下越来越淡薄了，代之以恶毒、残酷、狂暴和***。可是这时候他们却得到了认可，一时可免于运动之灾了。(其实事物发展逻辑结果是连最初布置整人的领导也逃不过挨整的可悲结局)。这时候被毒害的并不是几个人，而是广大群众，是整个世界。(舒芜在《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一文中对此有很精彩的分析。见《人民日报》1988年8月30日，第八版。)

当然在每次运动中都有少数头脑清醒而坚持原则的人，但他们坚强不阿的品质不但未能扭转乾坤，反而使自己被"踏上了千百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成为任何一个居然敢于抵制"历史潮流"者的悲惨榜样。在这个人性被强烈扭曲的悲剧性时代，除了发出叹息，即使是最聪明最正直的人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这样大范围内的错误不能被认识和被纠正?因为它是以某种更高的原则伪装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事例早已屡见不鲜。欧洲在15世纪后的200多年内以女巫或男巫的罪名(即魔鬼附体)处死了几百万人。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一书中写道："神学的危害不是引起残酷的冲动，而是给这些冲动以自称是高尚的道德准则的许可，并且赋予那些从更愚昧更野蛮的时代传下来的习俗以貌似神圣的特性。"(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