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集《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

诗人的名字我从小就熟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之句亦是不知反复吟诵过多少遍。这么多年来受的教育让我记熟了白乐天记熟了香山居士和他的《白氏长庆集》，记熟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记熟了“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记熟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我心中，诗人的形象模模糊糊地定格为闻曲落泪打湿青衫的江州司马，他卓有才华而不得志，他写下几千首诗篇。而他曾是如何感伤如何交游如何欢乐，如何真真切切地生活过，我却只有散乱而少得可怜的了解。对我来说，他就像很多人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公元8世纪后半叶对我而言已是一个模糊到没有任何感觉的概念，我只隐约知道这是盛唐之后的中唐，在这冰凉的概念背后，我的手指触摸不到它的温度。诗人生活于这个时代，读到这句时，请仔细打量“生活”这个字眼。这两个字背后所蕴涵的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世界。诗人生活于公元8世纪就如同我们生活在当下，生活由各种事件和遭遇组成，而不仅仅是他存在于世界而已。

我亦知他天生聪慧，五岁即学赋诗，十六岁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使顾况慨叹“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我亦知其写诗力求通畅平易，诗成之后先请老妪过目。他一生写下数千首诗篇，每一篇如他自己所言——“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而读他的诗，竟如他曾写过的一句诗极其契合：“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他的诗因其真性情的流露和有感而发而为后人留下一个了解他生活的窗口。读诗如读一本传记。

因了他写下的“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我了解了他性情的耿直；因了《感鹤》中那只“不啄腐鼠，不饮盗泉”的高贵的不群之鹤，我了解了他不齿与奸佞苟合；因了他时常地赞誉竹之孤直，我了解了他的为人正直。也正是因为这一种正直，使得他敢讽敢言。上疏中直陈观点，几次被贬谪，以写诗来讽劝世事。借春秋楚、越、吴之事讽今的《杂兴三首》正是这样的谏诫。而《宿紫阁山北村》一诗更是以平易而精准的语言大胆地描写倚仗人势的暴卒在村中公开劫掠的经过。“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君。”蛮横无理的倚仗人势的形象与杜甫“三吏”“三别”中如出一辙地令人憎恶。而一句“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是何等的生动，他白话般的语句背后蕴涵着经得起反复推敲的深刻涵义。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出于内心的责任感，他会愤世嫉邪。出于内心的仁慈，他会怜惜别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炎炎夏日骄阳之下刈麦的农民使他心中感伤而难以自抑。这些“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辛苦劳作以求温饱的百姓是他的百姓，他身为他们的父母官，却不能因为心中的怜悯而擅自免去他们要缴纳的赋税。面对这样凄苦的场景，诗人感到自责。他写，“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著名的《卖炭翁》中，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写下“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的句子中的巨大矛盾，让人读来备感辛酸，唏嘘不已。在《新制布裘》中，他写道：“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穷人。”这般地推己及人，能做到的没有几人吧。他的诗中有这样一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怀着一种深切的关怀和悲天悯人之心不吝笔墨地对贫寒的百姓、辛劳而不得饱暖的农民、怀才不遇的书生、身如浮萍的歌女一一描写，其目的正是“愿得天子知”。长庆四年，他五十三岁，“在杭修筑湖堤，蓄水，可灌田千顷。”这就是旧日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的一条堤，称为“白公堤”，如今已经无迹可寻了。

他与元稹关系甚密，两人年龄相差七岁，是不折不扣的莫逆之交。“元白”并称了千余年，两人曾互相赠诗以相互勉励，他最初赠给元稹的诗中有一句“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两人正是这样的心灵投契，志趣相投追求相同，这样的知己之交实为难能可贵。两人聚时欢会同游吟唱，别后诗书往来频繁。《白氏长庆集》即是由元稹“尽征其文，手自排缵”而成，并为他写下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评价他的诗文。元稹先他离世，墓志由他撰写，所得“润笔钱”悉数布施于香山寺，从此自称“香山居士”。在微之去世十年之后，与朋友翻阅诗文，看到多处提到微之的句子的时候仍然不免伤怀。他们的相交相知可算是中国历史上如伯牙子期般的一段佳话。

读他的《赠内》（写予新婚后不久之妻杨氏的诗之一），我把“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读作他写于开篇的深情誓言。他们生活得始终清贫，如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对未来生活的希冀一样——“庶保素与贫，偕老同欣欣”，满足于“素”与“贫”的物质生活，而相偕至白首。此中深情，诚挚而动人。

时代变迁，我们早已远离他的时代一千二百余年，再翻开诗卷，读他笔下诗篇，彷佛拭去覆盖于历史之上的尘埃，直面他隐藏于诗中的高贵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