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深处《看这只孔雀－我读奥康纳》

一

在看顾长卫拍的《孔雀》时，我不止一次想起弗兰纳里•奥康纳。这片子拍得不错，但和孔雀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有些动物不能随便拿来说、随便拿来打比喻，譬如孔雀、蝴蝶、金钱豹，等等，这些意象意味着极端迷幻、极端神秘、极端暴力和极端的不可理喻。而《孔雀》太浅白了，小家碧玉，细水长流，摆事实讲道理，虽然结尾处让孔雀翘起了尾巴来，却只像是生硬的拼贴，画蛇添足。奥康纳则真是孔雀转世，她的小说洋溢着南方的炎热气质，公路尘土飞扬却杳无人迹，死亡的味道悄悄蔓延，她如一只孔雀立于树荫，绚丽、孤独，又双目炯炯。

我其实没见过她长得什么样，一切来自臆想。奥康纳的小说，我也只读过两个短篇，是偶然从两个选本中发现的。一篇是《善良的乡下人》，一篇是《好人难寻》，我猜测“善良人”和“好人”是相同的词，相同的意思，所以读了两篇也有点只读了一篇的感觉。两篇东西当然并不雷同，我的意思只是想说，两个短篇正读得兴起，忒也不解饥馋。后来我留意寻找奥康纳的作品，却再见不到一丝踪迹。还想看看她的芳容，在这个图像世代，却也是隐而不显。她之于我，在小说外，仅晓得她只活了39年，大半生都在写作、旅行、害病、不快乐，喜欢动物园，喂养过孔雀。所以我想起奥康纳，浮现出的便只能是孔雀般的她。

我浏览过一位作家的小说讲稿，他也重点讲到奥康纳，宣称他有她的一本小说选，我有点嫉妒。不过，也很难说，他分析的作品，也只是这两篇东西。他给她下的定义，是“邪恶”。他说，“奥康纳是个天才，可她也真的是个邪恶的人。”不过，人人心中都有邪恶，书写邪恶，未必不是一种自我排毒和净化？

至少在她给女友的自我描述中，看不出她有一点邪恶的气味：“我自己养了很多孔雀。很美的孔雀。花费不小。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嚼雪茄，没有任何花钱的坏习惯。希望有一天，这儿到处是孔雀。”这段文字，引自聂华苓自传《三生三世》。她写到了一点奥康纳，也是听她已故丈夫保罗•安格尔的转述。19 45年，安格尔正在爱荷华大学主持作家工作坊，有一个修女模样的女生来找他，浓重的南方口音，也许还有羞涩与不安，使安格尔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于是他只好请她把名字写下来，这就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她基本上是一个孤零零的人，穿着铁灰的裙子，别人热烈讨论的时候，总是默默地听着。她已经开始在写小说了，但那时并不被看好，而现在已经和福克纳齐名。

川端康成在《一个文人的感想》中写到，“一般来说，男性文学家即使没有经历过人世间的辛酸，光凭在书斋里的辛勤笔耕，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能逐步了解自己。”但“能够在作品里把自己的心绪表现出来的女性文学家，大体仅限于那些有好几个情人的女子。也就是说，得用几个情人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之后才行。不然，女子光凭自己的眼光似乎是不可能看清自己的。”这些话写于1932年，放在今天极易遭受女权主义者迎头地痛击。平心而论，就二、三流的女作家而言，还是比较准确的。不过，一流女作家是不借助男人的，爱米丽•狄金森、爱米丽•勃朗特还有简•奥斯丁，都终生未嫁；去年获诺贝尔奖的耶利内克，嫁了人却还守着自己的姓，看她桀骜的芳容，岂是哪个男人可以征服的？奥康纳也没嫁人，恋爱过吗，恐怕也没有。她们的世界是自足的，自己就是镜子，自己就是写作的资源，自己就是描述的主体，自尊、自恋、自憎、自虐。无关于天下、国家，盘根错节的，只是脚下的一小块泥土，铁灰裙子里痛楚之躯，骚动的秘密。

二

《善良的乡下人》，看标题像是朴素的牧歌。如果真是这样，就不需要奥康纳来写了。居于这个故事中心的人物叫欢姐，她不是乡巴佬。或者说，曾经是农家的孩子，而现在是完成了学业的女博士，在她母亲的眼里，是一个让她头痛的哲学家。母女相依为命，住在乡间，雇用另一家人做雇工、女佣和说话的邻居。欢姐已经32岁了，郁郁寡欢，没有跳过舞，没有被男人追求过，当然，更没被男人拥抱抚摸过，因为她的一条腿是假肢。她索性让自己变丑，肥胖、邋遢，还改了个难听的名字“赫尔格”，既是破罐破摔，也带点自卫和挑衅。如果她留在校园就好了，那儿有伙伴，有书，需要为学位付出追求。但学位拿完了，只能回家去，也就是说，没人追她，而她也无须再追什么了。她的世界里，还有一个她母亲，这本来也还过得去。但故事开始时，偏偏是雇工家的两个女儿， 一个十八，鲜嫩可人，不少男孩为她倾倒，另一个才十五，已经新婚有喜了，这都不是让欢姐高兴的东西。女作家写母女关系，一般都很紧张，譬如耶利内克之《钢琴教师》，就交织着控制、反控制，霸权、反霸权。然而，欢姐的母亲是恰恰相反的，她是个达观、通泰的老太婆，信奉三条原则：十全十美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就是人生；人家有人家的看法。她除了没学位，比女儿更像一个哲学家。不过，女儿的哲学也没白念，吃着饭，她会突然对母亲说：“女人，你可曾内省？你可曾内省以发现自己之不足？天啊！”母亲自然是哑口无言了。不过，日子这么日复一日，也算是河清海偃，天下无事。

当然，故事叙述到这一步，故事也就要来了。确切一点说，所谓来了故事，其实是来了一个人。单调、脆弱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情节就向着与愿望相反的方向跑。在《钢琴教师》中，埃里卡母女的生活里，出现的是十七岁学生瓦尔特。在欢姐寂寞的家里，来的是个提着箱子的乡下少年，年龄是十九岁。他说自己是推销圣经的，害羞、土气，头脑简单，没什么文化，让人有些同情。因为这同情，欢姐的母亲留他吃了饭。吃饭的时候，他说起自己的悲惨遭遇，和欢姐一样失去了父亲，而他心脏不好，和欢姐一样，可能也活不长。这的确是让人同情的，而欢姐在同情之外，还暗生了些怜悯。怜悯应该比同情更高尚些，更有文化气。然而，在他出门的时候，他却以着迷的眼光打量着欢姐，他甚至握了她的手，还邀请她明天去树林里野餐。这对于欢姐，不啻是一个意外的大事件。他虽然只有十九岁，却千真万确已是一个男人了。在他询问欢姐多大年龄时，她说，“十七岁。”她的声调毫无表情，但这个毫不掩饰的谎言，泄露出她内心有了多强烈的波澜。晚上，她幻想自己明天在谷仓里很容易地引诱了这个资质低劣的少年。当然，真正的天才是能够使资质低劣的人领悟的。

故事讲到这一层，读者似乎都能猜到后边要发生什么事了：这个青涩毛头小子，和这个年长的女人度过销魂时光，完成了自己关于爱的训练。他走了，而她在目送他，有着思念和伤感。故事这样讲，当然也不错，就如海明威十七岁时，常在慵懒的午后爬进三十岁妇人的窗户，领略爱和文学的技巧。不过，这个故事如果真是这样的，也就不需要奥康纳来讲述了。道理很简单，能让大多数人认同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所谓的“新写实”。把电影《孔雀》还原为一个小说，大概也能算新写实中的佳作吧，但仅此而已。最好的艺术却不是认同，是颠覆。所以，《孔雀》使许多七十年代的过来人唏嘘，这的确就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苍白岁月，青春祭奠。但更好的电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天生一股霸气，把我们拽进去，告诉我们，那有苍白、何须祭奠？！这才是值得纪念的好时光，自由、坦荡，性和青春一起成长。他无须你认同，因为他在搞颠覆，他以邪压正，态度坚定不移，你不得不相信，他的谎话，才是真正的事实。

扯远了，把目光放回到善良的乡下人身上吧。明天上午十点，欢姐出门应他之约，为了表示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依然穿脏兮兮的白衬衫，可临了出门，又在衣领撒了些香水的替代品。走上公路，不见那小乡巴佬的身影，欢姐立刻觉得被他欺骗。然而没有，他很快就自树丛中走出，还提着那口大箱子。他拉了她的手，摸了她的腰杆，还抱了她，吻了她。她都没有反抗，不过她觉得原来不过尔尔。但他偏偏要问一个问题，问她假腿接在什么地方？这是个人人都在逃避的问题，天大的禁忌，可他就这么问了。她气得脸色通红，但终于没有发作。也许她不晓得该怎么发作，也许她是可怜这个小乡巴佬，因为资质低劣，头脑简单。后来，她领他去了谷仓，还爬到了上层。谷仓、晒场、阁楼，都是演绎爱情戏的好地方，聂努达就在回忆录中写过，他十几岁时去帮别人收割，晚上睡在晒场，漆黑中被一个女人剥夺了贞操。他说到剥夺，似乎是一种甜蜜的暴力。现在，奥康纳笔下的两个男女的故事，正是在谷仓中推进。谷仓是欢姐挑选的，这很自然，这符合哲学女博士对形而下世界浪漫的想像。开始的时候，也的确是浪漫的，他替她摘下眼镜，一次次吻她。奥康纳冷静地写到，他的嘴啜在她的脸上，发出好像鱼那样吮吸的声音。后来，她开始回吻他，反复吻，仿佛要把他的气吸光。不过，她没有失控，至少她以为自己没有一秒钟的失控。

小乡巴佬宣称自己爱她，而且要她也承认爱他。起初她还在抵抗，用哲学家的咬文嚼字，她说，“就某种意义来说，如果不把这个字眼的含义看得很严格，你可以说这话。可我不会用这个字眼。我没有幻想，是那种看破了一切的人。”

然而他对哲学一窍不通，他坚持要她无条件说出“爱”来。她无可奈何，因为她已经把他看做了“可怜的孩子”。她投降了，连声说，“爱，爱。”然而，爱是需要证明的，他提出的证明方式是，“让我看看你的假腿是在什么部位接上的。”她差点晕死。奥康纳把故事讲到这儿，说了一句话，“她对自己的假腿，如同孔雀对尾巴一样敏感。”这句话，我反复读过，百思不解，难道孔雀之于尾巴，就像欢姐之于假腿？奥康纳爱孔雀、观察孔雀，还喂养过孔雀，她要这么写，一定有她的道理吧，反正不管怎样，这个譬喻是非常惊人的，还有些可怖。欢姐从未将假腿示人，自己都不忍心看。但她还是给他看了，“她断定这回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纯真的人。他以出于智慧以外的本能触到了她的秘密。”她把裤腿挽上去，假腿接在膝头，接口非常难看。她为他作示范，拆下又装上。然后，他动手再拆下，却把它放到了一边去。这让她惊慌了，但他一下子变得镇静、自信起来，完全不理会她重新安装假腿的要求、恳求、哀求。他打开箱子，取出圣经，揭开封皮，里边居然是空的，藏着威士忌和纸牌。情节至此，仿佛喧腾出峡的江水来了个大拐弯。他嘲笑她的第一句话是，“你刚才还说什么都不信，我还以为你这姑娘真的了不得。”她气得脸色发紫。他为她脸色发紫而洋洋得意，宣称自己用同样方法，得到过许多有趣的东西，包括一个女人的假眼。随即他把欢姐的假腿装入箱子，走了。他丢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不怎么聪明，我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

欢姐的母亲和雇工的老婆在田里干活，她们看着这个小乡巴佬走远，一个说如果世人的头脑都像他那么简单，天下就太平多了。另一个叹口气，说，可我的头脑就永远没法简单呢。

这个荒诞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了。

三

我弄不懂奥康纳为什么要写这个残忍的故事。我只明白，这个故事的确是太过残忍了。如果那个少年真把欢姐杀掉了，也就是一个刑事案件吧。可他没有，他给予她的是最毒辣的羞辱。这比引诱一个修女，并始乱终弃还可怕。对读过金庸小说的人来说，差不多等于灭绝师太被这个兜售圣经的小子给欺凌了。奥康纳叙述的语调，是那么冷静和坚定，这使故事更加阴森森，透出一股浸骨头的邪恶味。

《善良的乡下人》可以和福克纳最好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相媲美。他们都是南方的作家，写的故事都残忍，但《爱米丽》带着挽歌的情调，悲悯和唏嘘；而奥康纳是始终不动声色的，铁石心肠，不泄露丝毫的同情。似乎欢姐真有一个原型，是她的仇家，生死对头，她抢过她的男朋友，溺死过她刚出生的孩子。不然，何以解释奥康纳的恶毒呢？不过，数一数小说史上留下的女人，好女人几乎都是男人塑造的；而女作家笔下的女人没几个可爱的，远的不说，张爱玲、残雪、王安忆、陈染、林白小说中的女人，要么俗腻了，要么就是发神经。这给人感觉，女人才是对女人最刻薄，奥康纳只不过走得更远，更极端。

然而，这样来理解《善良的乡下人》，未免过于简单了。奥康纳讲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实现对某个或某种女人的报复吗？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用泼妇骂街的方式更有效。我的直觉是，奥康纳的确很残忍，但并无仇恨要推及于其他的女人，换句话说，我以为她羞辱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女作家她自己：她的写作，是一种真正的排毒和自虐。在前边引述过的一句话里，泄露出她的秘密来：“她对自己的假腿，如同孔雀对尾巴一样敏感。”她没有假腿，却多年罹患红斑狼疮，她敏感、矜持、骄傲，自恋而且自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只有一个女朋友，还有一个不会背叛她的伴侣，这就是疾病。慢性疾病滋养两种人，美人和天才的作家，前者如西施、林黛玉，后者有普鲁斯特、托斯妥耶夫斯基，还有写过《疾病的隐喻》的苏珊•桑塔格。奥康纳是女人，又是作家，当天赋才气和疾病弄得她和世人格格不入时，她步步深入地缩回内心去。疾病也就成了她挑衅世界的旗帜，只有她，弗兰纳里•奥康纳才说得出这个惊世骇俗的譬喻，假腿正如孔雀的尾巴。然而，疾病依然是疾病，我相信，她对自己的红斑狼疮，一定是爱恨交加的，就像她对自己的存在。在可以表达的范围内，她昂着自己的头，而在不可言说的黑暗中，她在以隐喻的方式，诅咒着自己，毫不同情、毫不怜悯，推向极端，生不如死。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奥康纳岂能例外？悲悯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善良的乡下人》唤起的，是我们对作者本人的仰慕、怜惜和心痛，就像我们面对一只折翅的忧伤的孔雀。

文/何大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