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采访本·拉登《关于他人的痛苦和自我的良知》

本•拉登就是一把亮闪闪的金钥匙，每个人都想借由它开启一扇窥秘之门，作为全世界最危险、最恐怖、最神秘的一个人，这位大胡子的阿拉伯人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他就像是一位邪恶魔术师，总吸引人想去探究真相。

而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的《我怎样采访本•拉登》，就是这样一本探究真相的索引，一本引导人穿越历史烟云的地图。

战地记者或者是离真相最近的一个人，因为这真相是要付出恐惧与死亡的代价。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里，就时刻笼罩着死亡的迷雾，自从1951年毕业之后，成为一名记者开始，彼得就开始了他在新闻冒险之旅，几年后，他来到泰国曼谷，在这里采访了曾首次向西方报道红军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还向逗留此地的英国伟大作家毛姆学习写作，在冷战思维蓄势待发的前夕，他与泰国、老挝、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军政要人周旋，加入美联社之后，他因为揭示新闻真相而被逐出印尼，此后，便投入到战火弥漫的越南战场。在越南的稻田、地雷阵、丛林中，他写了三千多篇报道，并于1966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这并不是他事业的巅峰与终点，此后，两次伊拉克战争时，他都在前线，他采访到了萨达姆，当时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采访”，但五六年之后，这个“最重大”被本•拉登所取代。

一个传奇记者的名头确立了，只因为他是第一个采访到本•拉登的西方记者，他进入了从未有人进入的真空地带。

阿内特对新闻有个奇特的分类方法，他把新闻简单的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在他看来，丑闻、娱乐和闲杂之事，是“软新闻”，而战争、政治、经济等反映世界真相的，才是“硬新闻”。在这个趣味分类法的背后，彰显了他的新闻价值观，基于自我良知，

一个跑题不算太远的题外话，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个与他的“硬新闻/软新闻”相近的理论，我常把电影简单的划分为“冷电影/热电影”，在我的“冷电影”库里，有一部同样描写战地记者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该纪录片跟随国际著名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希微深入世界各地炮火前沿，用在照相机上绑上微型摄像机的方式，同步真实地记录下了炮火与灾难中无家可归的小孩，踽踽独行的老者，兀自焚烧的茅屋……纪录片中还引用了大量扣人心弦的战地照片，而在这些充分体现了“摄影美学”，让同行和国际媒体感慨万千的照片背后，却是摄影师那张永远无动于衷，看似冷漠的脸庞。

但借由阿内特的书，我从那“无动于衷”的脸的背后，读出了一些悲天悯人的情怀。

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摄影作品，一个瘦骨嶙峋的非洲儿童在走向救助站的路上无力地倒下，旁边是等待食腐尸的兀鹰，但获奖后不久，作者凯文•卡特就敌不过舆论与内心道德的自责自杀了——为什么当时不去赶走那些兀鹰？

在书中，阿内特也透露了这样一个类似的情节，他曾在西贡的十字路口拍下一位僧人引火自焚的场面，事后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试着阻止那出悲剧，他的回答是，“我是一名记者，而不是消防队员……不该干预这一历史的进程。”

这是一个吊诡的状态，在他人的痛苦与自我的良知之间，一颗灵魂该如何安放？《我怎样采访本•拉登》的内容为作者在汕头大学任访问教授期间课程的结集，因此该书流于事件的堆累，从而缺乏自我灵魂的审视与内省。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价值。

苏姗•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说，“战争摄影中，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

她说的是战时摄影，同时也是在说战地新闻，她对这些事物质疑：新闻有时候可能会受到政治导向的“修订”，但这位已经去世的美国近年来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却从不怀疑：见证真相、纪录历史的工作永远值得尊重。而阿内特，只是做这类工作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