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午夜之门《穿越午夜之门》序：世界午夜的娱乐与正义

世界午夜的娱乐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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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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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同一个判断，羽戈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命运之神如此乖谬，让他选择了法学，让他在大学四年——这是我们生命的交集——苦苦挣扎于诗歌与法律、文学与政治之间。后来，围绕他的肉身和精神而展开的交战方逐渐增多：女人、足球、电影……幸运的是，他的战果累累，在思想随笔集《从黄昏起飞》之后，我们又看到这本电影评论集的诞生。他的粉丝们应该庆幸，尽管置身于号称温柔之乡的江南，他却没有丧失掉书写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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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这一文体在我的印象当中，向来是小资的专利。由电影类时尚杂志倡导的小资体影评，长期主宰着人们的欣赏品位，那就是以优雅的姿态推销一种零度价值尺度的审美趣味。它甚至连艺术本身也不再关心，而只关注一样东西：娱乐。正是在这种流行品位的召唤之下，才有了《色·戒》一类电影的出场。艺术水准的低劣和电影叙事及主旨的矫情，并未败坏普通观众的胃口，几场劣质床戏就挽回了观众对它的热爱，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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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戒》票房成功的同时，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的商业大片却因缺乏艺术感染力和艺术深度屡遭责难。此种景象是不公平的。唯一的原因即是前者有大胆床戏而后者没有。中国观众对十八禁的东西一贯热切渴望，应该说是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缺失成就了《色·戒》在大陆的票房。中国观众一面嘲笑“深度”，一面指责张艺谋们的电影没有深度，这种精神分裂的立场显得十分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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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们品评各类电影，如同旧时的遗少赏玩着手中的铁蛋和鸟笼，这种方式是羽戈所陌生的。他不是谈论一部电影如何娱乐了我们，而是反复提醒，这部电影在何处刺痛了我们，甚至还用法律和政治哲学的思维，去度量潜藏在影像背后的爱与正义的可能性，以及救赎与信仰的悖谬。在别人用来寻找刺激与温情的黑帮电影面前，羽戈看到的却是选举与民主的诉求及其艰辛。这种立场既是幽默的，也是严肃的。对正义、伦理和救赎之艰难的关注，成就了伯格曼、黑泽明、基斯洛夫斯基等电影大师，同样，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使羽戈的电影文字发散出独特而动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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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理及正义问题的倾心关注，是诸多古典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同特征。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塔西佗、普鲁塔克等人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笔下的戏剧或历史，总是将重心置于政治与伦理正义之上。但是从莎士比亚或者他之前的某位作家开始，这一状况悄悄发生了改变。艺术日渐脱离了政治的统治，打着美学的招牌自立门户。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后世的多数史家，主要关心故事的戏剧性效果而非其伦理及政治哲学价值。也就是说，正义与伦理，苦难和救赎，在最初的艺术家那里并未遭到像今天这样大面积的遗忘。相反，它们本来就应该是第一主题，否则，艺术品所追求的美将变得空洞而缺乏生命力。羽戈从骨子里是前述大师们的弟子，他坚持在一个娱乐化时代，去探寻艺术之中蕴藏的秩序之美，这是他电影文字的真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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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以其细腻独到的语言烛照我们生活的世界，其独有的尺规理应远离政治权力本身。但是艺术不再关心政治生活这一最重要的事物，其本身就会形成对受众的耽搁和误导。对艺术个人化的热爱，以及对正义和伦理主题的关照，这二者之间需要一个平衡。只有把握住这一平衡的艺术家才堪称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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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副题为“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正是对艺术与政治的平衡度的探讨。这个度的终极裁决者，也许不是人类，而是神灵。基于此，我想引用《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一段文字结束这篇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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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买来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穷人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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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6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