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血性乡巴佬－分享沈从文》

一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总会招来许多质疑或嘲讽，托尔斯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无缘该奖的大师必然被再一次提起，以证明评委的有眼无珠。而这个时候，评委中的汉学家马悦然照例会通过中文媒体说说话，以满足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爱恨交加的情结。在马悦然对当代中国作家有些吞吞吐吐的评说中，又总会牵出一个已故作家的名字来，这就是沈从文。据马悦然披露，沈从文如果不在1988年5月去世的话，他将于该年的10月获得这一项奖励。

沈从文若地下有知，不晓得他会有哪样的心情。是淡然、平和，一笑置之吧？我猜不会这样的。这奖励从最小处说，可能真是18个瑞典老人的游戏，但金额和风头，却还没有谁可以盖过它。迄今为止，拒领者也只有萨特一个人。诺贝尔文学奖对沈从文意味着什么呢，至少不是误解、贬损、委屈吧。沈从文写了一辈子，即便在他写出最出色作品的时候，也在受到误读，后半生一度受到遗忘，而在生活和写作的双重状况中，他无疑都受到了委屈。据马悦然披露，他在惊悉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后，曾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但接电话的人反问他：“沈从文是谁？”这是让人十分惊讶和感慨的！我真希望他能够带着愉悦和尊严，从瑞典国王手上接过奖状和奖金，我相信，这会让他曾长期抑郁的内心有一些舒展。然而，愿望而已，那年领奖的是埃及人马哈福兹。

今天的读者一般是通过别人的回忆来认识沈从文的，在那些充满缅怀的散文中，沈从文似乎总是淡然的、平和的，甘于寂寞、与世无争。而他晚年的照片，那个圆脸、无须、慈眉善目的老人形象，也在为此做着最好的注释。但我要说，这的确是真的，但远非全部。

沈从文不是怀着淡然、平和的心情写作的。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共有33卷之多、一千万字之巨，其中大多数是50岁之前写下的，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争雄天下的抱负。1922年他来到北京，写作既是为了改写个人的命运，也是为了创建一个纸上的世界。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到自己在“寒酸”生活中对写作的坚持，他自信地说，“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在他的后半生，许多作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写，如老舍之写《龙须沟》；一是不写，如巴金，便再没有小说了。沈从文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依旧在写着，写文物，所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巨著，和钱钟书的《管锥篇》一样，属于那个荒芜时代生长的奇葩，并且同享不朽。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以为那时的巴金，堪称为狷，而沈从文、钱钟书是真正的狂：深信天降大任与我，舍我其谁？虽然沈、钱总被后人一厢情愿地敬为温良恭俭让。

钱钟书的小说，除了《围城》，就只一本薄薄小册《***鬼》，极有才气，也是逞才使气，如高手偶现江湖，一朝解气，收刀入鞘，从此长揖而去。而沈从文的小说，至少十倍于钱吧，因为太多，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像是恣意生长的野林子，杂芜而有勃勃生气。小说之于他，不是心血来潮，是视为一生的工作，甚至前二十年的写作，都还仅仅是“习作”。因为他的宏愿，如他信中所说，是在用一支写小说的笔，去孤立对峙整个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要写出一个纸上的世界，同现实的世界相抗衡。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一个叫做“湘西”的地方。

二

我和很多人一样，都是从《湘西》、《湘行散记》开始进入沈从文的世界的。湘西美得让人伤心，因为美都是脆弱的，让人发愁的，就连沈从文自己的文字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泄露出灰蒙蒙的怆然来，“去乡已经十八年，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他说的，还是1934年冬天的景象呢（《长河》题记）。我阅读沈从文，已经是1970年代的最后年头了：那真是一个激情充沛的阅读期，和沈从文一起进入大学校园的，还有钱钟书、金庸、萨特、福克纳、米切尔，以及阿梅农、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繁华盛宴，也是泥沙俱下，让每个人都患上了嗜读癖。同寝室中，最早大赞沈从文的，偏偏是个与文学没什么缘分的人，他来自山西，那儿贫穷、干旱，一口井要打200米，一年只能吃上一斤肉，所以他就迷上《湘西》了。沈从文的湘西，是可以让人以各种方式来表达爱意的。时间再过了十多年，我问去过湘西的人，那边是否还有些《边城》的风味？回答都是一律的：“早就面目全非了！”我这时已经不会吃惊了。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冷静中多了些常识，晓得大炼钢铁、滥砍滥伐的历史伤了山林多大的元气，而是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真正的存在过？就连沈从文自己，当初也表现了暧昧和犹豫：妻子问，你写的到底真不真？他回答，为什么不问美不美？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桃花源。陶潜的《桃花源》是用诗写的，带着明显的假设、虚拟和模糊，没人会把它当真，不过就是寄托梦的地方吧。沈从文的湘西则是散文的质地，一条河、一条官道、一座城，都有名有姓，每一件道具，一条船，一块川盐，都是实指，毫不含糊。在这个风土中，徐徐展开的故事，也仿佛是作者在忆旧。其实，这也都是为安置梦而虚构的。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沈从文从未离开过湘西，而又掌握了小说的技巧，他能坐在凤凰的一棵桔树下，写出如我们今天所见的《边城》么？一定不会的。要写，也不会是这样子。寻梦是需要距离的。

这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有一点类似，马尔克斯从姥姥那儿学到了以毋庸置疑的态度讲鬼故事的方法，这使天马行空的魔幻也释放出了现实的力量来。而沈从文在造梦的时候，其态度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和马尔克斯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始终是清醒的，晓得自己在干什么，而沈从文沉浸其中，自己也莫辨真假了。当然，文字里的湘西，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真实的存在，就像大地，可以让我们进入和分享，从而寄托我们的愿望和哀悼。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几乎人人是好人，如《边城》的顺顺、大佬、二佬、翠翠、爷爷、杨马兵，如《长河》的长顺、夭夭、老水手，都好到极处去，倘若有瑕疵，也是反过来证明他们作为常人的完美。就连一个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情义，“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更可信任。”从这个结论出发，湘西那些可恶的家伙，要么本身就自城市来，要么就是被城市的风气染坏了。再譬如刀子，这是和血腥、血性最有关联的，湘西人在需要用刀时，就霍地***，并且敢于捅出去。对付仇人是这样，两男争一个女人，也是这样，因为湘西人“不作兴有‘情人奉送’如大都市怯懦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

血性，似乎是沈从文给一个人下判断时，首要的尺度。我想起一个和沈从文了不相干的大作家，他一生迷恋的也是匕首和流血，佩服的英雄全是些街头的恶棍、流氓和冷静的杀手。这就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居于大地的另一面，自我囚禁于书房或一个更大的、环形的图书馆。他对杀手的向往，来自他自身体魄的孱弱，全是一个个高度抽象的愿望。这和沈从文完全不一样，《从文自传•怀化镇》里有一段很平静地写到，“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这一份经验是十分可怕的，而它带来的后果就是：“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城市中人，这是一个他念念不忘，总以轻蔑口气说出来的词。那么，像博尔赫斯这样的绅士与智者，也该算这群人中的某一个吧？似乎不一定。在沈从文的词典里，城市人，大概是总括贫血、懦弱、市侩、狡诈……的一个大名词。他对自己最满意的称呼，自然就是“乡下人”。

三

巴金是沈从文的挚友之一。《怀念从文》可能是巴金写得最出色的散文，见证着他们之间极深的情义。他们在青年时有过相同的选择，即脱离故土，毅然出走。不同的是，《家》是控诉，巴金之离开，意味着精神上的永不回头。在巴金的感召下，多少年轻男女携带着《家》、一口皮箱和朦胧的希望，远走了他乡。在我眼里，巴金的形象始终是青年、战士，是黑白电影《家》结尾处站在甲板上出三峡的觉慧，迎着风把白围巾向肩后坚定地一甩！而我从一开始阅读《湘西》，我就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中年人，似乎他从未年轻过。这不是指他的面孔，在较长的时间内，我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他任何的照片。我所说的中年人，首先是一种中年感，来自阅读的声音，他在他的文字中说话，缓慢、低沉，带着无法派遣的哀愁，仿佛在看着自己披肝沥血、一生呵护的家园，正在留不住地褪色、远去，缥缈了。后来我明白，这种声音，就是所谓的沧桑。这种沧桑，流入《长河》，在题记中表达得尤为沉痛。他是带着故乡一起出走的。《长河》可能是沈从文最深刻的小说，这种深刻表现在作者从单纯而倔强的赞美，终于有了相当的犹豫，因为他在无法扭转的变化中，写出了乡土湘西和纸上湘西的双重困境，而他要以一己之力坚守的东西，在更宽广的人世间，已经式微了。1940年代末，沈从文曾经试图自杀，除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外，也许还有对“湘西”远去的悲剧性体验，这和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有着内在的相似，都自殉于某种坚守不二的传统价值观。

在沈从文的时代，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虽然在沈从文的交往中，鲁迅基本上是缺席的，然而对于那时代所有的小说家，鲁迅都必然会在场，因为他是最大的参照系。鲁迅同巴金、沈从文一样，都是从故乡出走的，而且始终在写故乡，就后一点来说，他比巴金更加接近沈从文。但故乡在两个人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鲁迅的故乡，生活着的，不是翠翠、顺顺、大佬、二佬这种人性至纯、重义轻利的乡下人，却挤满了孔乙己、华老栓、假洋鬼子、赵七爷这样病恹恹的活物。故乡也有过短暂的欢愉，但都和戴银项圈的润土一样，早就过去了。在题名《故乡》的小说中，故乡无非就是“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凤凰、茶峒和鲁镇、未庄的云泥之别，可以举两个人作代表：一个是翠翠，一个是阿Q。沈从文对故乡有着深切的爱，四十岁时他还说，写湘西，就是要写出在湘西人身上有着的“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要“写出对这类人的颂歌”来。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份感，即一个乡下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和他有着最大的不同：“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在酒楼上》）这种丧失家园的漂泊无依感，使鲁迅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作家，触摸到了虚无。沈从文坚定，鲁迅彷徨；沈从文理想、浪漫，鲁迅清醒、焦灼；沈从文是相当单纯的文学家，鲁迅还兼着最为沉重的思想家。当沈从文终于在《长河》中写出了他的犹豫、不安时，鲁迅已早被孤独所吞噬，长眠地下了。今天不少人是很乐于比较两人文学上之优劣长短的，这种比较其实没意义。沈从文比鲁迅单纯，而单纯往往是幼稚的别名。但文学家的幼稚，并无伤于他作品的品质，譬如李白、杜甫，其幼稚就是少有人能匹敌的，就像少有人能抵达他们诗艺的高度。因为有鲁迅，我们看到现实无所不在的严酷与荒谬；又由于有了沈从文，我们就有了一个寄托愿望的共同的湘西：它不在苦难的大地，也不在缥缈的天上，它在别处，在纸上。

四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也许是写得最好的，却不是我最难忘的。《边城》的好是顺理成章的，故园之美、人情之美，溢于他的文字中，我早已不再陌生了。他最让我震动的小说，是他小说中偶然一现的另类：他讲了一个血性的故事，我所读之后的感受是，都市人也可以是乡下人。这个小说的名字叫《都市一妇人》，一篇少有被人提起的作品。

这个故事即便被三言两语转述出来，也是让人难以平静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二十岁的英俊上尉，爱上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妇人，因为她的美丽、尊贵、善解人意和风情万种。这妇人原本北京小户人家的女儿，天资聪明、俏丽，来往旗人贵家以缝衣绣花讨生活。后来进了一个老外交家的宅中，被收为养女，从此浸染了一身华贵人家的气息。后来，她未经养父同意，和一个青年人私奔到上海。狂热的恋情后，青年把她抛弃了。她那时仅仅二十岁，唯一办法就是回到北京，在养父跟前滴泪悔过，得到了养父的宽恕，一切又恢复到从前。然而自此之后，她成为了另一个人，从前她被男人糟蹋，现在她学会了糟蹋男人。为了虚荣，她甘愿做了×总长的姨太太。当×总长被刺杀后，她联合妓女出身的二姨太，各争得一笔可观的遗产。然后她又去了上海，做了一个妓女。作为妓女，她的华贵气质，是风采逼人的。有钱的男人争着为她折腰，还有人为她自杀，而她想要就要，想甩就甩，很奢侈地活了多年。三十岁后，她倦于风尘，做了一个老将军的别室，想从此过上长久而安宁的日子。然而，两三年后，老将军死了。老将军的朋友专门开了个俱乐部，请她来管理。于是她就像个解甲归田的老兵，收了心，专意做掌柜，颐养天年了，活得贞洁而素朴。就在这时候，她和上尉相遇了：一个快要熄灭了的火把，同一个不曾点过的火把并在一处，又放出了极大的光！在青年上尉滚烫的追求中，她嫁给了他。婚后生活，如胶似漆。但一个夜里，青年的眼睛被人用药揉瞎了。女人痛苦得晕死了好几回。后来他们八方求医，都没有效果，最后决意返回家乡，相依为命。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乘坐的轮船，失事沉没，一船人全死了。当“我”晓得沉船的消息后，自然是很沉痛的，但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老军人却说死得好：一段孽缘总算了结了。因为他能肯定，下药的人就是那妇人，目的要让丈夫永远看不见她衰老。

当年我读到这儿时，是有点心惊肉跳的。但更让我惊诧的，是沈从文给予这妇人以超越道德的赞叹：“那么新鲜，那么有力。”因为，他眼所见的都市妇人，都像蚱蜢、甲虫，“不是极平庸，就是极***，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什么个性。”但这个因爱而揉瞎丈夫眼睛的妇人，却“如一个光华炫目的流星，本体已向不可知的一个方向流去毁灭多日了，在我眼前只那一瞥，保留到我的印象上，就似乎比许多女人活到世界上还更真实一点。”如果说沈从文在经营纸上的湘西时，是洋溢着自恋的乡情，那《都市一妇人》就是对都市活生生、直接的挑衅。他何曾甘于寂寞呢。

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称的乡下人，他和跟自己经历大不相同的胡适、徐志摩等人往来密切。丁玲对此曾在一篇文章中暗示，沈从文这样做是出于自卑，因为他“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很想能当一位教授。”丁玲的话是说得刻薄、浅陋的，她可能误解了沈从文，也误读了沈从文侠肝义胆写出的《记丁玲》。丁玲的一生很不容易，有过非常苦难的日子，但苦难似乎没有让她多悟到点宽容，她给人的印象总有些自负、敏感，睚眦必报。1980年6月沈从文在和美国学者金介甫的一次访谈中透露，丁玲曾模仿他的笔迹给鲁迅写过一封信，造成鲁迅对他的误会，他和鲁迅没有来往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我读了这段回忆，吃惊的程度，不减于读《都市一妇人》。说远了。

在上世纪自称乡下人的文学大师中，除了沈从文，还有一个是福克纳。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其实都有显赫的家世：福克纳的曾祖父是大庄园主，在南北战争中官拜上校，统领过一个团，至今石像还矗立在故乡的小镇上。其祖父则当过州议员和银行的董事长；父亲最不济，也做过密西西比大学的庶务长。沈从文的祖上似乎更多了些传奇，祖父早年加入曾国藩的湘军，战功卓著，22岁即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升任贵州提督，相当省军区司令了。其父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唐沽战役，后来在北京组织过“铁血团”密谋刺杀袁世凯，虽因泄密而不成，但只此足可以证明这个男人的勇敢和刚烈。有其父必有其子，沈从文的血性是有来历的。福克纳和沈从文一辈子都在写着自己的故乡，土地、传统、真情实感，不同的是，福克纳写的是挽歌，沈从文写的是颂歌，福克纳把南方安放在了历史中，而沈从文把湘西供奉在了永恒里。在不朽的《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里，福克纳把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都和爱米莉一块埋葬了；而沈从文在《都市一妇人》中似乎投下了自己的影子，拼死也要把最后的美色留下来。死对于沈从文，不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字眼，他淡淡地告诉金介甫，“我亲自看到总共有五千人被杀。”对流血与死亡的亲身体验，中国作家哪一个能超过他？

文/何大草

（选自何大草散文集《记忆的尽头》，全书18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