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杨绛的文字》

杨绛先生我是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但起意看她的书却是在读了止庵的书之后。现在对止庵之于杨绛文字的评价都记忆犹新——“那是一种平实、干净而充满天机的文字。成熟但不世故。”（默雨按：感谢@小船. 指出此句非@止庵 所语。亦在微博上证实。特向诸位道歉。此话出处待查。）——而我看她的第一本书却是她出的最晚的一本，《走到人生边上》。

读过以后，我感觉敬佩的是，她于九七高龄，能够做到不让别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跑马，把一些事关终极的问题，都独自，整个儿一一想了一过。至于想得怎么样，那倒是其次的。关键是她站在人生边上那种诚恳的态度，颇让人动容。然而，这种思考是没有答案的。我大概在读初中的时候特别讨厌这种文本，很大的问题，听他絮叨了半天，最后没有答案。现在我逐渐变换了态度，可以自哂自问，“这问题有答案吗？”。我现在看重的是那种行文的态度。按中国的说法，就是“文气”。

说到“文气”。我得引用晓庄兄的精当譬喻，虽说他原本不是在说这个。晓庄兄云：他尝与人聊及书法。人或问，习书之时如何把握“行笔”与“运气”。晓庄答曰，行笔犹如骑单车，龙头为笔端，应于曲折摇摆之中求正直；运气犹如山阴水，水势为气象，纵然跌宕而潺缓，平铺而急湍，然不碍水势前行，一路纵横捭阖，故能蔚为大观。

我以为，文气亦是如此。山溪之水实若杨万里《桂源铺》所说“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不管一路如何，都有自己的一套行进方式，始终向前。放到行文来说，这种我自言我，张弛得度，娓娓道来的态度即是从容。而杨绛先生的文字，好就好在从容。她不急于表态，不急于抖包袱，拿大白话说，文字在她的笔底能兜得住，兜得住的文字就是干净的文字。有些文字，一上来就花里胡哨的往上抹，生怕不揪人，这种文字我以为太脏。

急于表态和急于抖包袱在此各举一例——“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是急于表态的；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这是抖包袱。

归根到底是一种气喘，一种机巧之心。

文字这东西到得深处，会与人有呼应，你赋予文字的气质，文字会表现得那么到位，那么立体。

止庵关于杨绛文字“成熟但不世故”的评价，我以为极为到位。亦在此举一例，《干校六记》之四《“小趋”记情》（“小趋”是杨绛在干校收养的一条小土狗）最末是这样一段文字：干校要大搬家了，领导说，各连养的狗一律不准带走。我们搬家前已有一队解放军驻在“中心点”上，阿香和我带着小趋去介给他们，说我们不能带走，求他们照应。解放军战士说：“放心，我们会养活它；我们很多人爱小牲口。”阿香和我告诉他，小狗名“小趋”，还特意叫了几声“小趋”，让解放军知道该怎么称呼。我们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看见小趋，大概它找伴儿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些未了的事，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你们的小狗不肯吃食，来回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寻找。”小趋找我吗？找默存吗？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它的人吗？我们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到明港。可是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走了。默存和我想起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那一代人的文字——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似乎有一种共同的特点，没有简单的道德判断，没有肤浅的怜悯和同情。字面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姿态，字底却含着淡淡的忧伤。而这样的文字之于我恰是一种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