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故事归来》

1548年，法国南方朗格多克，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富裕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1556年，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贝特朗却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位口齿伶俐的男人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一个木腿人闯进法庭，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骗子迪蒂尔最终被判处绞刑、焚尸灭迹。

执行死刑是1560年9月的事。1561年，市面上已经在发行两种关于此案的小册子，其中一种的作者，正是此案的法官、博学的法学家让-德•科拉斯。到1567年，该书已经印行5次，另外还有好几种相关印刷品在流传，人人都在谈论真假马丁的故事，包括哲学家蒙田。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故事被不断重述，1982年还上演了一部戏说版电影《马丁•盖尔归来》，假马丁由德帕迪约扮演。参与了电影剧本编写的史学家苦恼于“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于是她重新讲述了这个著名故事，也是在1982年，同名专著出版。这本书是销售业绩最好的历史学术著作，作者获得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双重认可。

是的，这就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这部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的典范之作、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共享盛誉。在大陆学界，有关此书的介绍与评论，前有冯象的《木腿正义》，现有刘永华的《代译序》，除了高山仰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感兴趣的是正文之外的东西。

首先，“鸣谢”部分。最后一句很俏皮：“假如没有我货真价实的丈夫钱德勒•戴维斯的帮助，这本有关冒名顶替的配偶的历史著作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读到这里，八卦是一定要八卦一下的（为了证明以下八卦是有历史依据的，不妨找一本《新史学：自白与对话》，里面有对娜塔莉的访谈）。话说娜塔莉是富裕犹太人家出身，读本科时就欣赏社会主义，积极参与左派活动。大三时参加哈佛暑期班，认识了年轻的哈佛数学家钱德勒，两人志同道合，六周后闪电结婚。因为钱德勒并非犹太人，娜塔莉的家庭势必反对这桩婚事，所以勇敢的娜塔莉既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通知学院，堪称“私奔出嫁”，当时她可只有19岁。在50年代美国麦卡锡反共潮流中，夫妻俩遭受迫害，丢了工作，护照被没收，钱德勒甚至被逮捕、关押，然而在逆境中娜塔莉还是生养了三个孩子、并且拿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她说：“生养孩子帮助我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它使我更加人性化；它教会我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并且令‘物质需要’和‘身体’这些抽象的名词血肉丰满；它向我展露了家庭的力量，而那是那个时候很少有历史学家去研究的。”政治迫害问题直到1963年才告解决，那一年钱德勒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教职，娜塔莉也追随而去。多年以后，娜塔莉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而钱德勒不仅是数学家，还以Chan Davis的笔名发表科幻小说。他们的婚姻从1948年开始，终身相伴。

其次，插图。中译本里附了11副插图，都是从古老的出版物中“拷贝”过来的，与本案密切相关的有5幅：1561年科拉斯《难忘的判决》封面和首页，科拉斯的画像，1658年第一幅关于马丁•盖尔案的图像说明，马丁•盖尔的游历路线。非直接相关的有1555年的版画“农民的舞蹈”，1529年的“一对乡村夫妇”，1545年左右的“古怪的士兵”，1541年的“被告人与见证人的对质”，1574年的“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件”，最后还有1612年的精美版画“惩罚降临到木腿上”。娜塔莉在本书中所采取的路径，是重构主人公所生活的世界，方法是尽量从本地或附近村子的资料中寻找线索，比如十六世纪的婚约、遗嘱、土地买卖合同、教堂和法庭档案，以求尽量逼近当事人的生活和心态。出于同样的构思，除了有关案子的图像资料，也采用了当时表现农民生活、士兵、夫妻、法庭和教诲故事的图像资料。然而，“以图证史”一方面有直观的优点，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危险性（详细分析可参见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拿1658年第一幅关于此案的图像来说，离审判已经98年，夫妻两个的形象不仅被拔高成贵族打扮，而且从妻子的带裙撑的大裙子来看，也是更加接近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图，很难是现实主义的，多半是表现主义的，历史著作里所采用的图像史料，我觉得还是要加以更多的文字说明。以本书来说，它们的来源和背景多加些笔墨就好了。

第三，相关论著选目。在正文后面，娜塔莉列出了二十余种有关马丁•盖尔的论著目录，“有名无实”，没有附上文本，让人多少有些遗憾。娜塔莉承认自己从海登•怀特和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那里获益良多。怀特在《元史学》里阐释了“历史若文学”的思想，指出“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历史著作在叙述上与文学叙述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只不过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创造”故事而已。史东亦提出“史学家总是在说故事”，历史书写形式正在从“分析”重归“叙述”传统。娜塔莉既感兴趣于历史档案中的“虚构”（她的另一部名作就叫《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换言之，档案中的“小说品质”；又在详尽占有历史档案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更具合理性的“虚构”。其实，如果把这些论著的文本搞全了，是可以编写另一本书的：从马丁•盖尔故事的传播与演变看几个世纪中民众心态的偏向与转折，应该很有趣。

马丁·盖尔的故事之所以一再重述，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乃是因为它足够戏剧性也足够含混，其中有大量的空白之处召唤着读者的阐释。娜塔莉•戴维斯在《前言》中的最后一句说：“再次讲述马丁•盖尔的历史，又是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啊。”她愉快过了，不知道下一个从重讲故事中获得愉快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