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王阳明格竹失败，为什么失败？》

以前读到过王阳明格竹的事迹，深感不解。近日才开始有些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王阳明格了几天几夜竹最后失败，是其早期的事迹，其也并非是按照王学来格这个竹子--那时候他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和朋友一起，均是按照朱熹所言“万物皆有天理”的精神来格竹，想从竹子身上格出竹子自身所谓的天理来，但是他的朋友和他先后都失败了。对此，王学诸多著述中都有论述－－也就说，格竹这件事，是否定了朱熹，而非否定了阳明。

从这件事情开始，或者之后王阳明回想起这件事情来（他自己后来提过此事），他根据此事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天理本不应该静态的、一味的往竹子之类客观的实在物上去追求，而是应该求诸己心，而且是应该在动态中－－“行”中去发掘天理。

也就说，王阳明格竹的失败，是朱熹思想的错误所导致；其也恰恰开始了或者支撑了王阳明对天理探求方法的转变，对王学来说，其是个反面教例，是个开端，这个教例也是王阳明自己拿出来举例的。而不是有些说法所认为的，王阳明因为其王学的缺陷，所以才会去猛格竹而失败，格竹失败成了结果－－格竹对王学来说是因，有了之前的格竹失败，阳明以此反思朱学的缺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具体来说，在《传习录》下卷，岳麓书社版第330页中，王守仁叙述了自己早先格竹子之理这件事：“大家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能够身体力行的并不多，我年轻时候，曾经实实在在地做过。有一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通过格物致知来做圣贤，决定先从自家花园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对着竹子想穷尽其中的理，结果用尽心思，不但理没格到，反倒劳累成疾。于是我自己接着去格竹子，坚持了七天，结果同样是理没有格出来，自己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还以为自己和朋友没有做圣人的能力，现在想起来，朱熹的格物致知，从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方法、认识的目的上说都搞错了。”

王守仁《传习录》原文：

【318】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 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 某因自去 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另一方面，

王阳明的“天理在心中”、“知行合一”，和按朱熹学说要求去格竹相比，王阳明显然在追求他和朱熹的共同语境的“天理”上，是进步的。如有人说，王阳明实质上是佛家，我也不敢苟同，王阳明自己是不承认的，我则也是比较反感这种佛家大包大揽的说法，照此说来说费希特（J.G.Fichte）是半个伯克莱（G.Berkeley）也可以哦。

但我所遗憾的是，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所言之天理之中，都是将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合二为一而混淆、混同的，自然哲学在其中只具有抽象的、模糊的、浅薄的、局限于表面自然现象的意义。如果能够在思维上将“天理”自觉的分为“自然哲学”和“伦理学”，那么像博物学家、植物学家那样的去格竹，肯定能大有收获。

我认为，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没能够进化到近代科学，与中国哲学的强烈伦理学性质有关，而这个又恰恰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非宗教性有关。

自然哲学没有能够从哲学传统中分离出来，以支持古代科学的进步，最有文化的士大夫将中国最高的智商、最优秀的文化素养和最古老的教育传统，几乎全部放到了“求圣”与“修身”之上，这不能不讲是一个遗憾。

因此，像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种照亮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巨著，不会出现在古代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