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有关翻译的一些具体说明》

在笔者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达成初步的翻译意向后 笔者因从事课题研究需要立即赴美3 个月。出版社方面由于已经与诺顿出版公司签好合同 希望尽早译出全书。即使将张洪岛先生原30 万字保留不动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剩下的近80 万字译稿的工作 仅凭我一人之功当然无力完成 更何况在美3 个月我要从事其他的课题工作 无暇顾及这本“朗” 的翻译。让人高兴的是 著名音乐翻译家顾连理先生在我相邀下 一口答应承接译稿工作 让我着实“松了一口气”。顾先生是我十多年前攻读硕士时的英语教师 尽管当时并不习惯她要求大段大段背诵英文课本的教学要求 但日后才体会到这些“背功”带来的益处。顾先生的英译在音乐界有口皆碑 不仅“又快又好” 而且由于非常用心地从事音乐翻译有半个世纪之久 早已达至“信达雅”的境界。能邀请到她“加盟” 不啻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的幸事。由于顾先生愿意承担大部分译稿任务 因此翻译工作进展应该说相当顺利。经过协商 这本“朗”的翻译作如下安排: 我负责引言、第一章至第七章(从古希腊到哥特风格时期)、第十三章(古典时期)、索引以及全书的统校工作; 顾连理先生负责第八章至第十一章(从新艺术时期到巴罗克晚期)、第十四章(18 世纪音乐的外围及其实践) ; 富有翻译经验的汤亚汀先生负责第十二章(洛可可- 华丽风格—情感风格) ; 张洪岛先生原有的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译稿保留

但由笔者根据整体译本的译名和风格作相应修改。

翻译只能是一种意义转换 而不能做到严格对等。而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 准确应是最关键的要求。但是 译笔的干净流畅以及与原文风格的匹配依然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现在看来 邀请顾先生作为“主力译笔” 确实对本书的整体译稿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笔者深知顾先生的译笔功力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会加高对自己要求的尺度。本来尚且对自己的译稿有点沾沾自喜 待拿到顾先生的全部译稿通读一遍 再回过头去读读自己的译稿 顿觉差距。于是 只得仔仔细细将自己负责的全部译稿再修改过。当然 英文中译 原文的很多色彩和风格在中文中是无法保留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仅举一例。作者朗具有一个突出的才能 即能够用生动笔调栩栩如生地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 似乎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读者的同代人 这些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当下。为此 朗在行文中常常使用“w e”(我们) 和“our”(我们的) 这样的字眼 以期缩短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起先在我的译稿中对原作者的这些用词均照搬不误 以期“符合原意”。但读了顾先生的译稿后 发现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都删除了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语 中文因此更为地道和流畅。考虑再三 我觉得顾先生的作法可取 虽然这样似乎丢失了一些原文的口吻 但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因而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目前 全部正文的译稿均已完成。笔者正在通过翻译索引对整部译稿进行译名的统一工作。由于译稿出自四人之手 加之此书是“宏篇巨制” 因而译名的不统一当在意料之中。此事的繁琐和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此外 张洪岛先生的译稿是近二十年前的产品 当然更遇到很多译名上的和文字表述习惯上的问题。但既然此书是笔者多年“情之所钟” 因而尽管工作繁重 我仍“乐此不疲” 唯一的期望是让这本有价值的名著中译本质量更高一些 并早日让它与读者见面

杨燕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