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近代华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一书原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完成于198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于1993年出版，该书于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2005年被马俊亚译介到中国大陆。 作者在参考了大量的山东地方志、***档案、调查报告、人物回忆和相关既存研究的基础上，以1853年——1937年为时段、“黄运”地区为区域作为考察象限，从经济史、社会史和生态史等多个角度叙述了近代华北内地的变迁，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些既存范式予以了补充和修正，而且着眼于“腹地”的“构建”过程，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进行了新的学术探索。彭著不仅奠定了作者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为作者接下来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分野的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承续了美国战后中国学研究的一贯“问题意识”，即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关注和思考，在方法和范式上都有非常可喜的突破。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政坛和中国学领域都被一个问题搅得鸡犬不宁：是谁丢失了中国？ 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在四十年末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失败，主张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虽然在50年代初，费正清等人曾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打击，但到50年代末，研究中国的人员从600人发展到2000人左右，并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从1963年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问世以来，60年代出版了大量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中国共产革命的著作。 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费正清从美国透视中国历史的对策性思维定式的迹象，以柯文为代表，对“冲击——回应”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将沿海以外的内陆地区纳入观察视野，从中国人自身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的宏大叙事传统，除施坚雅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出现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转向。 这一代学者仍然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到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不再关心革命方面的内容，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渐渐淡出，对所谓“现代性”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 而《腹地的构建》成书于八九十年代之交，恰恰是作者本人对美国中国学界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的回应。作者在梳理了美国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之后，洞察到了“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也似乎偏离了农民学”“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作者基于这样的反思，“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 。作者同时吸纳了对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范式，在将其融入到“黄运”个案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补充。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现代化”被确立为国策，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的“革命史范式“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自强运动”，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现代化先驱式运动。 作者从基于对近代“黄运”地区的实证研究出发，对肯定“自强运动”的逻辑表示质疑，直接指出自晚清以来这一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损害了“边缘”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客观上准备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温床。与五十年代美国老辈学者认为“正因为中国如何如何地不发达，所以才会爆发革命” 的看法不同，作者充分肯定了晚清民国***在现代化运动上所取得的成绩，指出“20世纪早期的中国实际上确实取得了用来衡量20世纪国家‘成功‘的最普遍基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做得并不太差” ，***失败于“传统领域”（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并一直集中在特定的内地区域。忽视“腹地”的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合法性：“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极少有人会认为***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在新的治国战略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地区，大量农民抛弃了***而选择了共产革命的途径，因为“这种途径至少首先答应腹地的人们，他们毋需等待核心地区的发展浪潮蔓延到他们那里时，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对“民生与富强的脱节”这一“扭曲的现代化”面相，杨国强教授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中心，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了很有深度的探讨。 有意思的是，在作者所研究的“黄运”案例中，被杨国强教授称为“革命家的良心”的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路和心迹，在现实政治运作的场域中也显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变异。在讨论“黄运”地区植树造林与燃料危机时，作者引用了孙中山所指出的林业对“民生”的两个重要意义：导致水患和沿海城市依赖外国木材，后者浪费外汇而且依赖外国人。作者强调，孙中山不但“没有提到普遍存在的农村燃料危机以及像黄运这样的内地地区（或中国西北部地区，那里的情况甚至更糟）的严重问题”，而且“更多地是从国力、而不是从人民福利的角度来着眼”，“似乎还影响了后来国民党的造林运动”。

费正清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说：“一个强势的异族社会穿透中国，在中国内部引发了一连串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过程，旧秩序里的所有社会活动领域都受到挑战、冲蚀，甚至颠覆。” 六十年代后，“冲击——回应”典范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的冲击下渐渐衰微，但罗志田教授认为，“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可以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分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本书正是对“冲击——回应”典范的一次“深入发展”。作者认为，“黄运”的事例，“理应影响到我们如何来思考帝国主义的冲击这一问题”，他在全书中“始终强调作为一种对黄运产生作用的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即便那里外国的实际影响要微乎其微”，“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对黄运的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作者的观察视角中，即便是在内陆的黄运地区，外国势力也是无处不在，从货币市场上大量购买铜币以用于输出和熔化的日本商人，到为黄河治理提供咨询的外国工程师，再到介入大运河修复工程的美国洋行和日本银行，外国在华势力对黄运地区的深刻影响，确实表明其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西方冲击”不仅体现在其实体的直接作为，也表现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心理影响上。潘复在倡导向济宁修筑一条铁路时利用“中国外交政策的创痛”指出发展鲁西经济是为了不使日本控制的鲁东成为山东经济的“主导” ，对拒绝德国人采矿权的强调远多于对铁路可能带来的商业利益的强调 ，无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项目还是大运河的修复工程，都因为有日本人参与的可能性而遭到否决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决定“黄运”地区衰落命运的“自强逻辑”，又何尝不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产物？在“自强逻辑”中，***的政策取向转向“一个项目是否有助于维持对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是否有助于中国现代部门的建设，或者从总体上减少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债务” ，这些“现代”的观念难道不是“西潮”的一部分？作者的研究实实在在地表明，“冲击——回应”典范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仍是一个“带来无数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 的内容丰富的理论框架。

本书在探索“腹地”的“构建”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环境生态的长程演变和地方权势结构的差异性，这使得作者对区域整体的研究显得更为充实和细密。作者显然借鉴了“年鉴学派”研究历史的一些方法和视角，认识到黄运地区的较长时段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变化“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大得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 。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明清时期的漕运不仅为黄运地区提供了必需的木材和石头，而且吸引了国家巨大的治水活动，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近代以来的“自强逻辑”以及海运兴起，使黄河和大运河在19世纪中期同时衰落，沦落到了“次优地位”，加之该地区自身环境的脆弱性，导致了生态的崩溃，进而引发了黄运经济和政治的衰落。同时，作者还敏锐地发现了黄运北部和南部社会结构存在很大不同，而这“决定性地形成了其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新威胁和新机遇的反应” 。在推广美棉的案例中，作者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分析，展示了拾荒者、地方精英（主要是黄运南部）、***、纱厂和“棉业公会”围绕新棉种推广的冲突与互动，在承认黄运地区不具有“开放性”的同时指出其北部地区由于缺少强势的乡村精英而具有的“可渗透性”，以及社会和政治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作者的研究提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思考路径：政治上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

值得肯定的是，面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大量既存范式，作者既没有盲目迷信，生搬套用，削足适履，也没有视若无睹，置之不理，而是将相关的范式放入区域研究的个案中加以检验，在实证中继承、批判和扬弃，从而形成了与既往研究的对话和互动，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作者在研究中，充分借鉴和吸收了施坚雅、黄宗智、马若孟、杜赞奇和裴宜理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施坚雅“核心——边缘”模型、杜赞奇“国家内卷化”的概念以及“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做出了有价值的补充和修正，扩大了原有理论的适用弹性。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类为一部经济史著作，作者大量地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方法，进行了许多数据分析，但作者并没有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整合了社会结构、制度和思想等多种影响因素，使研究在不失社会科学研究严谨性的同时，充满了历史学研究所必须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分析史》中曾经说过，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全书正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了“受社会科学启示、但仍保留了人文优点的历史” 。

诚然，在作者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析上的缺陷和叙述上的不足。作者对“自强”的理解基本沿用了费维恺在研究官督商办企业时的应用范畴，缺乏对“自强”内涵动态演变的阐述，忽视了在“自强运动”中衍生并对国家政策产生强大反作用力的地方主义的作用，没有注意到晚清民国山东省***对中央政策的“阻击”，将黄运社会生态的转变全部归结于国家政策的转型过于片面。在微观层面上，作者对货币流动的原因以及黄运南部社会结构的解释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疏漏和错误，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作者结论的可靠性。 作者认为“但在那个危机时期，新的途径似乎是显而易见或别无选择的，抑或两者均是；几乎听不到倡导其他事情的声音” ，此观点也较为武断，不符合史实。 作者试图将“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希望其“有助于我们解释内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 ，但以中国近代时间跨度之长、空间“多歧性”之明显，作者的研究能否“滴水观沧海”尚存疑问。而“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而为什么其他地区证明了直到解放后才能够被治理” 的现实关怀指向，也难免有“倒放电影”之嫌。

本书堪称一部近代中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独辟蹊径，以 “一个更加迂廻转向革命的地区” 作为考察对象，其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论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和中国革命原因的立体认识，而且将促进对中国近代史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注释已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