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说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之争是针对国家行为体在国家间政治中的观念、立场与行事方式的争论;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权力在国际关系“高政治”与“低政治”语境中的不同的角色与互动,是为当下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论争的本质。本文从传统和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与假设出发,简略梳理了“高政治”与“低政治”在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中的流变;注意到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领域,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跨国问题的凸显、以及“政治正确”的提出,使得原本属于“低政治”的议题有“高政治”化的转变。非传统那个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本文尝试分析了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将“低政治”介入“高政治”语境的进展,及其在方法论和理论范式发展上的意义,认为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笼统地界定为各种层面上的“政治人”,或许可以更好地超越“高政治”与“低政治”之争,进而更深入和准确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诸议题。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 高政治 / 低政治 / 民族-国家 / 全球化 / 政治正确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High Politics” and “Low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 Case of 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当国际关系理论诸传统 面对国际关系学科主流范式之外的渐次兴起的“新学”、“后学”,而将它们统称为“非主流/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 ”,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和国际关系理论选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 ”一章的时候,其中的分歧与高下,与其说是“正统”与“新学”之间的新旧之争,毋宁说是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与非传统范式之间研究客体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高低”之分──即“高政治”(High Politics)与“低政治”(Low Politics)之间的论争。与国际关系史家在叙述与分析中将“高政治”的国家、军事、安全与“低政治”的经济、文化、社群等等议题浑然天成地“打通”不同,国际关系学科形成的背景和对理论“简约而有解释力”的诉求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更关注“高政治”的议题,而低估或者忽视“低政治”的因素。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内部,与前几次的范式论争不同,如果说早年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之争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之争是两种世界观的辩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主义-行为主义之争是两种方法论的辩论,并且都是同时性(simultaneity)论争的话;此番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之争,不仅在时间上是“新学”针对“正统”的继起(spontaneity)与挑战,而且在论域上也是“新学”对“正统”的批判与修正。同时,综观此番论争,其中少有“正统”对“新学”的针锋相对的回应,而更多地表现为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在对范式核心内容的维护之下,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做出一定的拓展或调整 。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而言,当代变动中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境况直接挑战了国际关系理论诸传统的解释力;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跨国问题的凸显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理论对研究客体一度相当狭义的限定 。另一方面而言,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低政治”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所关注的“高政治”议题在研究视角上正好错开,因而少有直面的论争;反之,“新学”与“正统”所关注的国际关系论域的互补性,又使得两者相互观望,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流动与较量。
因而,从“高政治”与“低政治”的区别与相互关系切入,通过梳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史脉络,并分析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权力在国际关系这两种语境中的不同的角色与互动,可以进而理解当下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论争的本质。进一步而言,一方面,构建和支持国际关系理论“高政治”语境的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范式)的碎化(fragmentation)和弱化;另一方面,原本属于“低政治”语境的诸多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问题的凸显、“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观念在社会与学界的互相推动下,介入乃至融入“高政治”的语境。这两者都促进了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论域、所关注的行为主体、以及结论有所异议。但正如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公认的经典论断──国际社会无***──所体现的,当国际关系的议题由“高政治”的外交方略而“低政治”的广义上有关权力分配时,以各种层次的“政治人”为关注的行为主体,或许可以更深入和准确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诸议题,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不同类型和层面问题时的主辅高下有更为审慎客观的论断。
一、 “高政治”与“低政治”:从思想史传统到学统的分野
“高政治”与“低政治”概念的提出与分野来源于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之初的一些认识与界定。虽然国际关系领域的“高政治”与“低政治”都关注于权力(power)跨越国界的分配与运作,但“高政治”所关注的是与国家权力和国家间政治相关的外交、军事、安全诸议题,而“低政治”则是指国际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文化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国际社会中各政治行为主体权力分配和运作的影响。这两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上接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流变,下承国际关系理论历次有关本体论/世界观的争论 ,是为一以贯之的线索。另一方面,思想史传统和现实经历与境遇的因素也曲折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统的演进之中:北美国际关系理论学统中的论争与修正之一贯以“高政治”为核心,同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学统中对“低政治”议题的一贯的关注与阐释,都与两者的思想传统与历史经历息息相关。
首先,就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流变而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都认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是“高政治”的领地。无论是现实主义基本观念中的“悲观的人性论、国际体系无***论、强权-利益论和‘非道德’政治论 ”,以及现实主义外交实践中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与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行事原则;还是自由主义基本观念中的多元行为体论、国际秩序论、合作与相互依赖论 、“法理-道德”政治论 ,以及自由主义外交实践中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与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的行事原则,都是从“高政治”的议题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分析框架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和战后国际社会的生长中有所修正。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涉及了跨国关系和多元行为体,新自由主义理论则进一步论证了“低政治”的经济议题在加深相互依赖和促进合作中的角色与贡献,但本质上并未突破单一地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以国家间政治为研究途径的传统。
因而,就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演进而言,与其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是其他学科/跨学科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在纯粹方法论上的挑战;不如说是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论域参照其他学科的方法,调整研究对象和研究途径,由“高政治”而“低政治”的延展。这一流变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颠覆性的解构与异见,但从思想史演进的脉络而言,实为研究对象与研究途径的扩展与深入和研究范式的演进,继而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理论诸传统中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底色,和政治学以“政治人”为主体的学科核心概念。
其次,就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学统的分野而言,长久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在北美学界的论争与传承一贯是以对“高政治”议题敏感而严肃的认知与内部逻辑缜密的阐释为主线;而欧洲经验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则介于“高政治”与“低政治”之间,在分析“高政治”议题时,既有历史经验衬托下梳理事理变迁的厚重感,又不排斥这些议题在社会、经济、文化中的体现。其中的区别来自北美经验与欧洲经验的差异,又继而体现为学统与观念的差异。一方面而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渐成显学的新兴学科,国际关系研究及国际关系理论对于美国经验而言,是一个由区域性重要国家而世界政治一极的过程中,寻求外交战略,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以及国际关系实践合法性的过程中的致用之学,因而必然对“高政治”的议题更为关注。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于欧洲经验而言,是西欧中等发达国家在反思既往的权力政治的教训与代价,寻求区域内合作的磨合过程中欧洲学者与实践者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及对“低政治”议题的“高政治”意涵的觉察,继而更为深入地解析国际关系在当代社会的各种语境下的映射及其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特质(significance)。
以兼顾“高政治”与“低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例,美国学统中的“相互依赖说”脱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跨国主义(neoliberalism / economic transnationalism) ,是“高政治”将“低政治”纳入语境,对原有“高政治”范式进行一定调整,而不触及核心。欧洲学统中的“权力流散说 ”则一边囊括区分“高政治”与“低政治”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 ”,直指“高政治”的民族-国家范式;一边打通“高政治”与“低政治”的间隔,以“权力流散”指出作为政治学本质客体的权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特质。
二、 “高政治”的“低政治”:跨学科研究途径与新范式
一般认为,在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理论引入了社会学的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引入了语言学的方法;规范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引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方法)是为历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方法再次跨学科应用的典例;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彻底解构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民族-国家范式,而深入权力在国际关系各层面各视角的运行、较量与映射。这其中又多以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首先提出上述各理论与研究范式,或是受益于欧洲思想传统的启示。正是在社会和学界的互动,将民族-国家范式之外的“低政治”议题“高政治”化,继而经由跨学科研究途径深入国际关系诸领域,促进了新视角而新范式和非传统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有益的修正与补充。
全球化的深入和跨国问题的凸显被认为是“低政治”议题“高政治”化的动因之一。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一方面而言,原本构建和支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高政治”语境的民族国家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范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角色与作用都发生了碎化和弱化。就民族国家概念的碎化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当代人的多重认同、世界经济中的跨国公司超越民族-国家概念的运营与发展、多种文化交融与影响下的“世界公民” ……都是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背道而驰的消解的作用力。就民族国家概念的弱化而言,政治上地区一体化的深入、跨国问题的凸显、生产与资本流动的跨界、文化上“世界公民”观念的兴盛、思想上个人主义的张扬以及公共领域的无边界性……也在张扬个体或是强调超国家和区域中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另一方面而言,有关国家间政治、军事、安全的“高政治”议题本身也在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构下,所关注的行为主体由国家而个人,虽有矫枉过正之虞,却也深入了政治学研究对象“政治人”的本质。例如布赞的“新安全论”对“人的安全”的诉求,正是“高政治”反身关注“低政治”的典例。
如果说全球化的深入和跨国问题的凸显推动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调整;那么社会政治生活中“低政治”的“高政治”化趋势则是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另一动力。19世纪末以来各时代“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以及随后从政策制订者到学界论者,乃至舆论与公众对“政治正确”的注意,使得原本“非政治”的社群问题进入学界与政界的政治话语。与之相应,当非传统国际关系议题如移民问题与难民问题业已“高政治”化;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如女性主义论、世界体系论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渐次提出的时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关注“低政治”议题,将“低政治”介入“高政治”的过程。
三、 “低政治”的“高政治”隐喻:以《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为例
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不仅是“低政治”议题的“高政治”化,继而介入和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体系,从而促进研究方法上的更新;而且从根本上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即所关注的行为主体和研究客体提出了更广义也更本质的理解。即从全世界范围的“高政治”,“低政治”诸层面的权力流散、较量与变迁。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国际关系中“低政治”议题以“高政治”的语境进行认识与解读,继而发现和阐释“低政治”议题中的“高政治”隐喻,理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流变。
就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尤其是欧洲国际关系学者对“低政治”中“高政治”的隐喻的关注而言,近两年无疑是标志性的年份。坐镇英伦,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国际关系理论期刊《千年盛世》(Millennium) 2007年冬季号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意象与叙事”专号 。2006年,主要由欧洲学者撰写的《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美国出版。前者以十五篇论文的篇幅从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各个视角解读了权力在其中的映射与跨国流动。起首的主题论文“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提出:国际政治理论并非全景地模仿与再现国际政治实践,因而研究者必须时刻留意理论总是从某一个或者某些角度“反映和表现”国际政治现实的部分事实;承认理论所及的现象(representation)与国际政治的实际(represented)存在差距。重申了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探究国际政治本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余的文章既有对一些具有政治,历史指涉的小说与电影作品的国际关系视角的解读 ;也有从理论上探讨通过跨学科的方法进一步理解国际政治实际的可能性与方法 。
后者则以近年来广受欢迎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哈利·波特》的全球传播(及其途径与政治,宗教意涵)与全球化的进程、小说中魔法世界与麻瓜世界间的冲突之于现实世界民族-国家政治的“高政治”隐喻──冲突与战争、小说中的以文学的,“低政治”的神话叙事喻指现实国际关系中“高政治”的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无法纾解的困境,分析了“低政治”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所体现的国际关系“高政治”的隐喻,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遭遇的困境。诚如《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的主编在前言中所言,书中的讨论,一方面是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哈利·波特现象”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解读;另一方面也是探究流行文化与世界政治“连结”(nexus)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二部分以神话(myth)为主题词分析《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神话叙事与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是为打通“高政治”与“低政治”两语境,探究民族-国家中的“政治人”与国际关系中各行为体作为“政治人”的共通之处的努力。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跨国问题的凸显、“政治正确”的进展,使得权力的流散,较量与变迁不仅是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社会无***”状态中的“迷思”,也成为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个体,面对民族-国家范式之外的国际关系议题所遭遇的“迷思”。
四、 打通“低政治”与“高政治”:以“政治人”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
因而,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笼统地界定为各种层面上的“政治人”,打通“高政治”与“低政治”,或许可以更好地超越“高政治”与“低政治”之争,进而更深入和准确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诸议题。正如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公认的经典论断──国际社会无***──所体现的,当国际关系的议题由“高政治”的外交方略而“低政治”的广义上有关权力分配时,以各种层次的“政治人”为关注的行为主体,能够更深入和准确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诸议题,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不同类型和层面问题时的主辅高下有更为审慎客观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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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一篇,书其实只是一个载体了在这里
第四部分写得有点仓促,结尾飘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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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10:46:17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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